愚村最叻嘅就係醫商，唔係醫生

個個話讀醫都話要造福社會，人群。好心就吾好咁假，呃我D老坑都呃吾到啦。敢問有幾多曾係狀元的做左醫生會贈醫施藥？未個個想做星球人（每星期賺一球以上），專幫人claim保險，做醫學美容，推豪華體檢，賣天價cancer續命藥。。。。。

最後修改時間: 2025-07-17 17:09:49

局長最有高見！

#2121 因為八成去咗做醫生，一成九九做律師

很奇怪，一屆都出咁拿多狀元都一日喊好缺人才！？

「終極狀元」趣聞

香港文憑試DSE放榜，媒體數十年如一日，鋪天蓋地報道「狀元」新聞。現在不止「狀元」，還有我讀書時聞所未聞的「超級狀元」和「終極狀元」。香港一代又一代的「狀元」，彷彿《龍珠》動畫的悟空，可以不停超越極限，將來恐怕會出現「超級終極狀元」、「神級狀元」之類。

女貓奴（即內子）看了新聞也忍不住問我：「咩叫終極狀元？係咪即係最後一個狀元咁解？」坦白說，我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也沒興趣了解。對我來說，「狀元」就是舊時代殿試一甲的第一名，所謂「大魁天下」的那個人。中國人對狀元的崇拜，迄今已有千餘年，可謂深入骨髓，試看田況《儒林公議》描述宋朝人圍觀狀元的盛況，便可見一斑：

「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傾羨，讙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躒，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彊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每次殿試公布狀元，公卿以下的大臣無不踮腳翹首觀看，連皇帝也會向他行「注目禮」。狀元經崇政殿出東華門，一路歡呼震天，觀者如潮，摩肩接踵，甚至有人登高俯瞰，京城為之轟動。洛陽人尹洙曾說：「即使是統領幾十萬大軍，收復幽州薊州，把強敵驅逐到大漠，凱旋而歸，在太廟獻上捷報，也比不上狀元登第的榮耀啊！」

當時北宋積弱，包括幽薊在內的燕雲十六州屬契丹領土，宋皇朝一直盼望「光復」。然而就算你收復幽薊，榮耀很可能還比不上一介書生大魁天下，可見狀元的光環是多麼大！這種近乎邪教式的狀元崇拜，在西方簡直難以想像。例如堪稱人類史上最耀眼的天才牛頓，誰在乎他的考試成績？事實上他初入劍橋時，並非什麼「狀元」、「學霸」，只是個學業平平、不大起眼的學生而已。

言歸正傳，若把「終極狀元」理解為最後一個狀元，我也可以講一件趣聞，讓大家一窺從前中狀元的決勝關鍵。中國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是1904年（光緒三十年）的甲辰會試，「終極」狀元、榜眼、探花（以上三人即一甲前三名，稱「鼎甲」）和傳臚（即二甲第一名），分別是劉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及張啟後。

關於劉春霖中狀元的經過，網上有許多千奇百怪的傳聞。例如有一說法是：主考官原本將廣東人朱汝珍列為第一，但慈禧太后閱卷時不喜「珍」字（因為想到珍妃），也討厭廣東人（洪秀全、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都是廣東人），所以將本來排第二的直隸肅寧人劉春霖拔為第一，令朱屈居第二。這當然是胡說八道，因為慈禧根本沒有閱卷，欽定名次的是光緒帝。

勿以為只有網絡時代才流行「內容農場」文章。近代掌故大家高伯雨在1956年出版的《聽雨樓隨筆》，有一篇〈談末科狀元劉春霖〉，裏頭引述了金梁《瓜圃述異》的一段話，就是不折不扣的「內容農場文」。金梁也在1904年考甲辰會試，據他所說，當年劉春霖中狀元的經過是這樣：

「相傳太后觀字，喜疏淡而惡烏方，朱（汝珍）擅楷法，惟用筆較重。太后閱第一卷（按：即朱汝珍的卷），不甚合意，見第二卷（按：即劉春霖之卷）為細筆，而第三卷尤瘦硬，將置諸首，即余卷也。及閱策首有痛哭流涕句，是屆為七十萬壽恩科，太后以為不祥，竟擲於地，遂改第二為第一，於是劉為狀元，朱為榜眼矣。左右既知第三卷不為太后所喜，查係旗卷，乃急易一旗卷為探花，即商衍鎏，然外間早已傳余為第三，捷報竟至余寓，其時京津各新聞皆喧登焉。」

據上文所說，鼎甲名次主要取決於字體。金梁的字體瘦硬，為慈禧所喜，本來是要置諸榜首的，可惜金梁的卷內有「痛哭流涕」字句，慈禧嫌意頭不好，就擲在地上了。劉春霖的字比朱汝珍順眼，所以被試官評為第一的朱，經慈禧欽定後只能屈居第二，劉反勝成了狀元。被棄置地上的金梁試卷，太后的「左右」近臣不敢再用，便急急找來商衍鎏頂替，商便陰差陽錯做了「終極探花」。

然而上述故事被高伯雨寫進《聽雨樓隨筆》後，卻被身在廣州、已年過八十的當事人商衍鎏見到。1958年10月，《大公報》副刊分兩日刊登了商衍鎏反駁金梁的文章〈我中探花的經過——並談光緒甲辰科殿試鼎甲名次變易的實在情形〉，有理有據地把金的謊言徹底戳穿。事實是怎樣呢？

商衍鎏憶述，殿試後，試卷會分發給八個官階有別的讀卷大臣，由他們共同審定。當年官位最高的三人分別是王文韶、鹿傳霖、陸潤庠。按慣例，地位最高的讀卷大臣（即王文韶）可以推薦狀元，排第二的可推薦榜眼，以此類推。八人挑出試卷的前十本，按名次進呈皇帝，進呈的次序為朱汝珍、劉春霖、張啟後、商衍鎏。但光緒欽定的結果，是一二互易及三四互易，變成劉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張啟後。為什麼光緒要更改名次呢？

讀卷大臣之一的陸潤庠後來告訴商衍鎏，光緒當時詔見讀卷大臣，說：「第二卷比第一卷寫得好，第四卷比第三卷作得好，所以互易。」據此，則劉春霖中狀元果然是跟字體有關，但欽定者是光緒本人，而非傳說中的慈禧。至於金梁的故事，商衍鎏直斥「尤為可笑」。

商指出，金梁在甲辰科的名次是三甲第一百三十九名，「其卷根本不在十名前，不在進呈的卷內」。商又補充，試卷進呈時皆加以彌封（即密封試卷封面的名字），直至欽定後才拆開，所以皇帝閱卷時不可能知道哪本是「旗卷」（即旗人的試卷）。結論就是，「金梁所記，與典章制度事實，是完全相違背的，嚮壁虛造，未免過於率易下筆。」

看了上述舊聞，你應該明白千百年來被中國人神化的狀元是怎麼一回事了。狀元不一定就是學問最大、文才最好、識見最高的那一個。更重要的是寫一手「好字」（即皇帝覺得順眼的字），還要有非常好的運氣：試卷一開始就恰巧分到最高階的那個讀卷大臣手上，因為他推薦的卷，其餘大臣通常都會給予面子，讓它居首。

順帶一提，高伯雨寫的掌故，被譽為「準確可靠，非道聽塗說者可比」、「鑑別真偽一點不肯放鬆」，我看未免有點誇張。即如上文所引，高伯雨把金梁自吹自擂的「內容農場文」照單全收，毫不察覺種種顯而易見的謬誤，何來「可靠」？我覺得背後的緣由，也許跟讀卷大臣靠「畀面」定名次差不多——金梁跟高伯雨是相識的，且是高的長輩，高伯雨很可能為了給金梁面子，就全盤接受金的說法，並寫進書中，結果便遭商探花狠狠打臉了。

狀元文化，說穿了即「畀面文化」。追求真善美？也可以的，但中國人的前提是「吾愛真理，吾更愛吾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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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村社會近年有退無進，腦後邊辮21世紀都未剪甩

同性婚姻，中國古已有之

香港終審法院於2023年就「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案」頒下裁決，宣布政府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下的積極義務，指政府須建立同性婚姻的替代框架（如註冊民事伴侶關係），保障同性伴侶權利。近日港府履行終院的裁決，向立法會提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但多個黨派的「議員」均表明反對。

例如聲稱要「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的何君堯，在今年初已表態反對同性婚姻，他的議案更強調必須「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響」。但中華傳統文化真的反對同性婚姻嗎？近日有關注此事的讀者來訊，說：「我覺得福建的上契關係，根本是古代的同志婚姻替代框架。」他想聽聽我的意見。

我認為不單是替代框架，中國古代根本就有正式的同性婚姻。讀者談及的福建上契關係，見於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尚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㚻奸。」

大意是說福建人特別多gay友，遍布各階層。遇到情投意合的，便上契：年長的，便喚作契哥；年輕的，便是契細佬。這契兄入了契細佬的家門，契細佬的爹娘就當他是自家女婿般疼惜。日後契細佬的生計，還有那娶妻的花費，都得倚仗這位契哥去打點。感情好的，年過三十依然同衾共枕，宛如伉儷。若有人在外頭拈花惹草，便會被舊人告發，這叫「㚻奸」（大概即雞姦）。

契兄弟都比較年青，《萬曆野獲編》還記載了契父契兒的現象：「近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聚姿首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說的是年紀較大的男子，花一筆錢，將一群美少年安置自家宅內，跟他們大談房中之樂，還以「契父」自居，少年郎就成了他的「契兒」。

然而除了上契，當時福建的男人跟男人還可以光明正大結婚，程序和儀式跟男女婚媾無異。李漁《無聲戲》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遷」講述許季芳與尤瑞郎的同性婚姻，就是明證。儘管這是小說，故事人物或屬虛構，但李漁筆下的社會現象決非信口開河。試看李漁怎樣介紹這個故事：

「如今且說一個秀士與一個美童，因戀此道而不捨，後來竟成了夫妻，還做出許多義夫節婦的事來，這是三綱的變體、五倫的閏位⋯⋯」

故事中，許季芳初次邂逅美少年尤瑞郎後，如醉如癡，回去後思量：「興化府中竟有這般絕色，不枉我選擇多年。我今日搔手之時，見他微微含笑，絕無拒絕之容，要相處他，或者也還容易。只是三日一交，五日一會，只算得朋友，叫不得夫妻，定要娶他回來，做了填房，長久相依才好。」李漁沒說「上契」，而是「娶他回來」，表明兩人可結為「夫妻」。

李漁又指出，男男婚前也得注重「貞潔」，跟男女間的婚姻一樣：「又要曉得福建的南風，與女人一般，也要分個初婚、再醮。若是處子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禮兼行，一樣的明婚正娶。」（按「南風」即男同性戀。）許季芳娶尤瑞郎，須遣人正式下聘金，然後「選下吉日」，才能領尤瑞郎過門。

許季芳與尤瑞郎這兩個角色是否在現實中有原型，不得而知，但如果福建沒有同性婚禮風俗，李漁肯定不會寫出書中情節，也不會言之鑿鑿講男性間的「明婚正娶」。

從前中國人固然支持「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但也不會把同性戀視為洪水猛獸，有時候甚至接受同性婚姻。今天（7月16日）立法會將就《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進行首讀，香港「議員」的思想，會不會比五百年前的福建人更陳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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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子杰Facebook圖片

新聊齋之金陵紅姐

近日亞洲最轟動的新聞，似乎是中国那位男扮女裝的「紅姐」，不賣色相，只憑善良，便成功誘惑過千男子上床，還偷拍了自己跟眾男的交歡過程，販賣影片牟利。事情曝光後，跟紅姐有過一腿的壯男都慘變驚弓之鳥，史稱「男莖大屠殺」。

男扮女裝賣淫或誘姦，本身不是新鮮事。清人張心泰在《粵遊小志》談及當時的廣東色情業，就提及一種男扮女的玩法：「男扮女妝而狎邪，謂之贛妝會，或名減妝會，又稱鏡妝會。蓋因其施朱傅粉，以男作女妝，故有是名。此風潮陽最甚。」但到底是嫖客男扮女，抑或賣淫者男扮女，則語焉不詳。

「紅姐」橫空出世之前，中國史上最出名的易服淫賊，我認為非桑沖（或名桑翀）莫屬。桑沖是明朝人，1465年（成化元年）他聽聞大同府山陰縣有個叫谷才的人，長年男扮女裝，以教授女紅為名，親近良家婦女，然後暗施姦淫，如是者十八年仍未被捕，便非常仰慕，跑去拜他為師。

桑沖跟從谷才認真學習偽裝術，不僅絞臉修眉、梳三綹髮髻，還學曉了刺繡、縫紉等女工技藝。兩年後桑沖學成下山，在大同、平陽等四十五個府州縣物色美女，以教授女紅為名，靠中介接近獵物，伺機姦淫。受害人不計其數，卻多數因為羞恥而不報官。

桑沖每地停留兩三日就離開，男扮女裝犯案十年，依然逍遙法外。但到了1477年，「她」不幸遇上另一淫魔，終於東窗事發。那年桑沖來到晉州聶村，在秀才高宣的家借宿。高宣的女婿趙文舉望到女裝的桑沖，見色心喜，竟企圖強姦「她」。

桑沖反抗，趙文舉把他推倒，「揣胸無乳，摸有腎囊」（發現他沒有乳房，卻有陽具），便馬上報官。官府將桑沖押到京城，經審訊後，皇帝朱見濡認為案情嚴重，下令將桑沖凌遲處死，並通緝他的同門師兄弟，終於將這幫男扮女的淫賊一網打盡。此事詳見褚人穫《堅瓠餘集》，很適合由李漁改編為小說。

五百多年前的桑沖，跟今日南京那個化名「紅姐」的焦姓大叔，儘管同樣靠男扮女裝誘姦，但對象畢竟男女有別，且被「紅姐」捕獲的都是自己送上門的猛男，公眾觀感自然大有不同。我沒興趣去分析什麼社會成因，只覺得紅姐教曉我一件事：不要追求完美，行動就是道理。

當很多人仍然千辛萬苦駐顏、嚴守紀律瘦身，以為外在美才能吸引男性時，紅姐卻跳出世俗框架思考，為達成自己的目標制訂出最簡潔有效的政略，以「懂事、不鬧、注重口交技巧」三個竅門，一舉而橫掃千軍。他那種洞見問題核心的能力，值得我們學習。當然，偷拍兼販賣影片是犯法的，這個大家就不要學了。

一時興發，姑且戲仿《聊齋》筆調，撰短文〈紅姐〉，附錄於後。

〈紅姐〉

金陵有焦生者，年近不惑，貌寢。賃斗室獨居，善作婦女粧，施朱敷粉，戴假髮，衣羅裙，幻容變音，日交遊於網，號曰紅姐。紅佞媚如狐，嬌聲似鶯，網遇男子，悅之，則曰：「願薦寢席，慰君寂寥。」紅不索纏頭，有媾無類，自行束脩以上，彼未嘗無狎焉。諸生慕之，魂搖魄蕩，競攜油米果奶之屬求見。嘗有一生入室，睹紅姐之玉貌，髣髴若鬚眉，悚然疑懼。紅姐即狎昵奉承，柔聲嚶喔，極盡款曲，生憐之，乃曰：「來都來了。」遂相繾綣。紅姐既咂陽有術，復無求於人，諸男與之共衾枕，開闢鴻濛，流連雲雨，游黃鱔於胯下，走赤兔於轅門，莫不盡魚水之歡。慕紅姐之徒益眾，竟逾千數，至有三顧茅廬者，皆不虞紅潛設機關，藏攝像機於室。蓋紅每與客交歡，必陰攝之，既而上傳網站，販售影片，獲利不貲。丙午夏，有客訴之官，遂執紅姐。

異史氏曰：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無鹽、嫫母，人之所惡也。今諸生見男夜叉，皆精移魂駭，忘其雌雄，爭狎擁求合，天下孰知正色？蒙叟齊物之指，信不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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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惡既肆虐沈默，個世界5應該係咁

最後修改時間: 2025-07-14 01:10:07

台北看《獄中信－鄒幸彤》與《慧童》

今天在台北的「2025香港影展」看了《獄中信－鄒幸彤》與《慧童》。兩齣紀錄片加起來才80分鐘，同場接連放映。實不相瞞，這次原是為慕名已久的《獄中信》去電影院，結果發現打孖上的《慧童》也非常好看，暗喜沒有走寶。

鄒幸彤不必多介紹了，香港人應該都很熟悉，但看了這齣配以動畫的《獄中信》，她的牢獄生涯才清清楚楚呈現在我的眼前。被囚近四載的鄒，一直透過無休無止的寫作，從深淵吶喊。她寫公開信、法庭陳詞、獲頒國際人權獎的感言⋯⋯讓世界持續聽見她的聲音，而這一切都是她坐在斗室地上，背靠碌架床的柱子辛辛苦苦寫成的。

也是看了這片子，我才具體知道香港監獄對待鄒幸彤是如何不人道：鄒請囚友吃花生，被「釘倉」（即罰她單獨囚禁「水飯房」）三日；請人吃一片薑，釘倉七日；有囚友無人探訪，沒有洗髮水可用，善良的鄒分給她一點用剩的洗髮水，又被釘倉三日；還有一次，她因為堆積太多信件，竟被罰十八日。若我沒記錯，電影說光是2023下半年，鄒已被釘倉78日。記者曾向懲教署查詢，獲覆「不評論個別事件」。

散場後，同行友人稱讚電影「有教育意義」，我同意。近年看香港2019年後的紀錄片，多以紀實抒情為主調，《獄中信》的特別，是透過英語旁白唸出鄒幸彤的獄中信，引導觀眾思考法治的本質，還簡明地解釋了今天香港「司法獨立」何以虛有其表——法庭透過一個又一個案例，逐漸令法治變得面目全非，結果是「獨立」的法官受限於案例，即使無人干預，判案也跳不出政權的五指山。

《獄中信》儘管只有短短22分鐘，但已經啟發良多。片中提到2023年歐洲律師協會委員會向鄒幸彤頒發人權獎，鄒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矢言為法律服務的人被指犯法，卻因此受到表揚，當中必然有些很嚴重的問題（ Something must have gone very wrong when one who pledged to serve the law receives recognition instead for allegedly breaking the law）。」許多人總是說「規則就是規則」、「犯法就是錯」，但你想過法律是從何而來、為誰制定的嗎？《獄中信》帶出的問題、引發的思考，我認為才是名副其實的國民教育。

另一齣《慧童》是家庭紀錄片，主角是導演任俠的祖母——拍攝時已91歲的彭慧童。她本是香港出生的千金小姐，年輕時嚮往中国的「自由」，離家出走，跑到大陸參與政治運動，還跟一個前地下黨員結婚，誕下導演的爸爸和叔叔。之後發生的事都寫在歷史書裏了，文革、三反五反、下鄉、坐牢⋯⋯她全不缺席。

1966年後，慧童的丈夫（即導演的祖父）也被扣上牛鬼蛇神帽子，慘遭批鬥。在那段翻天覆地的歲月，她的左手更因一次意外被活活燒斷。可她依然咬緊牙關挺下去，把兩個兒子養大了。片子拍任俠到廣東惠州探望父親和祖母，三人久別重逢，閑話家常，穿插漫不經心的幽默和睿智，看起來像是一家三口的對談，實則是三個時代的獨白。

全片最令我難忘的，是父親帶任俠去房裏翻看祖父母60年前的資料文件，被慧童看見，恍如把她帶回那個瘋狂的文革年代。慧童當下站直身子，朗聲說自己「行得正、企得正」、「清清白白」、「你們搜吧」，語氣斬釘截鐵，彷彿怕說慢了半拍，就有人把她押出去遊街示眾。

父親勸她不要那麼激動，慧童便獨個兒走到客廳，唱着哀怨的粵曲。這一幕，把慧童埋在心底半個世紀的創傷後遺症都抖出來了，那些說話、表情和反應，無不帶着時代的烙印，相信沒有編劇寫得出。回心一想，文革的瘋狂着實令人不寒而慄。

把《獄中信－鄒幸彤》跟《慧童》一口氣看完，是很奇特的觀影體驗，令我內心五味紛陳。說它們風馬牛不相及，乍看倒也不錯：一個是坐牢的女律師，一個是斷手的老婦人；一齣記錄抗爭，一齣回首前塵。但思緒沉澱下來，自會發現兩部電影，其實是同一條河流的兩端。

它們都以主角名字作片名，都拍堅強的女性。更巧的是，她們所受的傷害，說到底，都源自同一個政權。《獄中信》在香港大概無緣上映，但「回鄉尋根」的《慧童》應該可以吧？《慧童》不談抗爭，只講餘震；不流血，卻見淚痕。我盼望台灣能多放幾場，讓更多人看到這兩齣佳作——不單為了認識香港的現在與中国的過去，或許更可以借鑑別人，為台灣選一個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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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都知道天氣變化多端，提前18小時就作出停課決定是十分罕見！停課決定唔係教育局決定？
需知當日係暑假前最後一天上課日子，畢業禮俾司長攪到亂曬大龍，係司長軟對抗定係個天軟對抗？

C長故然廢，成班坐响度開會做決定都係費柴。

想超車囉威但炒左。

司長看見的沒來

昨天（7月10日）中午，由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應對極端天氣督導委員會」做了個前所未見的決定，就是提早18小時宣布今天（7月11日）所有日校停課，理由是政府預計有極端惡劣天氣。可是老天爺偏偏「軟對抗」，非但沒降暴雨，還局部地區放晴，煽動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憎恨，理應嚴厲譴責。

本來學生多放一天假，無論天氣好壞，理應感恩鼓掌才對。然而這個政府似乎運氣特別差，恰巧遇到「一年一遇」的畢業禮熱門日子，這樣一宣布停課，學生及家長延頸以待的畢業禮就此泡湯。有些學生為了這天表演而苦練數月，有些家長則特地請假，但一切美好的期待都被陳國基這「超前部署」破壞了。

市民等了半天，司長終於在社交媒體發文解畫，題為「艱難的決定」，洋洋灑灑寫了二千多字。原來他在7月9日召開「應對極端天氣督導委員會」會議，聽取天文台匯報，得悉「7月10日至11日可能出現暴雨及狂風雷暴惡劣天氣後，十分憂心」，為了「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安全」，翌日中午才提早18小時宣布停課。

我看了這篇「公關文」後，第一印象是司長的決定沒什麼邏輯。若為了「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安全」，為什麼只停課而不停工呢？司長在帖文說，「回想起以往市民在惡劣天氣下返工返學，在街上狼狽行走、舉步維艱的畫面，於心不忍」，這個「回想」可不是憑空捏造的。

記得2023年9月7日至8日，香港遇上所謂「500年一遇」暴雨，黃大仙地鐵站水浸，筲箕灣山崩，政府在8號清晨宣布香港進入「極端情況」，卻停課不停工，害得許多市民冒險狼狽上班，惹來怨聲載道。現在司長「超前部署」，若真心相信今日有極端天氣，怎麼沒有把上班市民的安全放在眼內呢？

更荒謬的是陳國基在帖文說，天文台同事在9號已向他解釋，暴雨預測與颱風預測有很大分別，「越早作出的預測，誤差肯定越大」。既然天文台已超前提醒司長，為什麼陳國基還一意孤行，無視專業意見，提早18小時就武斷宣布停課呢？難道司長以為自己是港版龍樹諒？

至於帖文標榜的「艱難決定」，說穿了只是一個「假兩難（false dilemma）」：「當時督導委員會面對艱難的選擇：究竟是按照慣常做法，繼續等待不斷更新、而且越實時越準確的天氣預報，才作防災準備和應變部署；還是根據大勢預測作出超前準備，防範災害、給市民更好的安全保障？」

事實上，政府若想保障市民安全，根本不必提前18小時「賭大細」做決定，只要按照往常做法，在清晨五六點參考天文台意見作安排就是。這是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之前你被市民責罵，不是制度出問題，是你執行有問題——像2023年9月，明知是「極端情況」也不宣布停工。

司長有沒有聽過古帝王如何應付極端天氣？傳說商湯治天下時，有一場大旱，五年沒收成。於是湯在桑林中以身作獻祭，剪掉頭髮指甲，向上天禱告：「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民心大悅，上天亦隨之降雨。（見《呂氏春秋》）

這當然是神話寓言，但道理卻顛撲不破、永不過時：不管有什麼天災人禍，統治者必須要為自己的無能負責。但你看司長那二千字長文，由頭到尾，都沒有為自己那毫不科學、沒有先例可援的「超前部署」認錯，只是東拉西扯文過飾非，搬出一套「假兩難」說辭來欺騙市民。

要保障市民安全，甚至維護國家安全，從來只有一個原則：做官的，必須為自己的錯誤負責。人民不怕「五百年一遇」的暴雨，只恨「廿八年屢遇」的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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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水浸，只是「局部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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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的「民建聯」

香港警方国安處開記者會，稱昨日拘捕了4名年齡介乎15至47歲的男子，涉嫌「串謀顛覆国家政權」，又說他們都是「香港民主建國聯盟」成員。坦白說，這個組織我聞所未聞。看網絡反應，許多人都同樣迷惘，還問：「是民建聯嗎？」

事實上，早在2014年民建聯出訪三藩市，這一個字頭已經誕生了：他們開記者會，背景橫額赫然出現「香港民主建國聯盟」八個字。那時候，網民馬上截圖，嘲笑民建聯在海外宣揚「港獨」。今天国安處開記者會後，很多人翻出那張陳年舊照重貼，可見此笑話歷久不衰。

但今日被捕的4人，其中一人年僅15歲，這就不太像笑話了。據国安處總警司李桂華所說，這個「香港民主建國聯盟」去年11月才在社交平台宣布成立，組織發起人當時身在台灣。其後，這組織又在網上宣揚行動綱領，包括「滅共」、「光復香港」等。那麼被捕的四個人實際上做了什麼呢？

李桂華指被捕四人有不同角色及工作，分別擔任組織的秘書長、評議會成員及普通成員，「有些人設計所謂組織的國旗、徽章、旗幟，另外有人專職研究如何叫外國勢力支持，甚至有人想籌辦軍事訓練給會員。」我一邊看網上記者會直播，一邊忍不住在心裏追問：「還有呢？還有呢？」但沒有了。

按李桂華的說法，三件事中，只有設計旗幟一項似乎已經完成；其餘的，一件在「研究」，一件「想籌辦」，說白了，全還在發白日夢的階段。這樣的「顛覆政權」，與我每天在書桌前「研究」如何與外星文明接觸，大致不分上下。

再看看「香港民主建國聯盟」的Facebook專頁（頭像有「DIU」那個），成立大半年，只有28個按讚，84個追蹤者，帖文互動九成是個位數。坦白講，若非国安處勞師動眾「加持」一番，相信此組織十年後都不會被大眾發現。如今忽然名聲大噪，還得多謝港警「宣傳」。

国安處那記者會講了什麼，各位可以看新聞，我只想提出兩個縈繞腦海、揮之不去的疑問。第一，這組織毫無名氣可言，連按讚人數也這麼少，實際成員只可能更少，存在感這樣低的4個香港成員，為什麼依然被国安警追蹤到，讓警方在7月這「跑數高峰期」順利交到功課呢？今天的確有記者問李桂華如何成功偵查，但李拒絕作答。

第二，今年6月12日，国安公署及香港警方国安處首次聯合行動，「約談」6個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人士。至今，警方從未公開他們的身分，港媒也像吃了啞藥，連「消息人士」都不曾引述，寂然無聲。今天記者會上有人提及此案，李桂華淡淡說：「不是今日環節會講。」說穿了還是不答。

這6人是誰？我不知道。但既然官方聲稱他們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範圍就已大為縮窄。例如2023年7月，7位前「香港眾志」成員就是以此罪名被捕。我並非暗示那6個被「約談」的人就是前眾志成員——就算是，又何必遮遮掩掩？

我懷疑這跟今年5月快刀斬亂麻通過的「国安附例」有關，裏面有一條明言「任何人不得獲取、管有或披露有關公署調查工作的資料，違者最高可處罰款50萬及監禁7年」。由於6月那案件涉及国安公署的調查，所以全港媒體皆如履薄冰，也許就算知道是誰被「約談」，也不能宣之於口，這實在是香港新聞界的悲哀。

6月的「約談」被壓得神神秘秘，7月的拘捕卻敲鑼打鼓，唯恐天下不知。這種戲劇性的對比，是否隱含某種策略，抑或單純是選擇性張揚，我不敢妄斷。但有一點我確實看明白了：一個政權若連28個讚的Facebook群組都怕得要死，連15歲少年都不放過，這「祖国」未免也太弱不禁風，試問如何讓人民有安全感，相信它是「強大後盾」呢？

從這個角度看，今次国安處的拘捕行動，反而更像是諷刺它聲稱要保護的政權，這算不算是一種「軟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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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一語道破「国安附例」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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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萬一個月，你話邊個儍？!

我覺得呢D人無問題，佢生來就係咁款。你想佢點？那些彭篤看穿將會一點一滴賣村的人也係出自本性，否則亦不會被他識破。好笑係今天還有好多韭菜咁願受割自我感覺high high，恍惚全然無受過正常教育。

明年29，係咪要早唞？

友人K姐傳來一張香港街頭照片（見附圖），只見欄杆掛着一塊印有「立法會議員尚海龍」及其玉貌的橫額，背景隱約見到一些圓弧圖案，標語寫「香港回歸28 未來易發」。整條banner的設計風格及標語用詞，都透出陣陣「澳門首家線上賭場上線啦！」風味，令我懷疑這是否「軟對抗」式網絡改圖。可K告訴我：「唔係改圖，係我啱啱喺街影嘅。」

這位香港「議員」不去澳門立法會參選，實在是澳門的損失。望着「易發」兩字，我想起五六年前聽葉漢良先生評紫微斗數「火貪局」的妙語。「火貪」即貪狼與火星同宮，坊間流傳一個說法，所謂「火貪速發」。葉先生對此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中國人一聽見『發』字，永遠只想起發財，卻沒有想過可能是發病、發瘟、發癲、發神經！」

坦白說，現任「議員」多數面目模糊，但這個尚海龍卻似乎份外「形象鮮明」。例如月前有媒體揭發，他在2023年創辦的公司「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註冊地址竟然是立法會提供的議員辦公室。這種做法前所未見，不僅涉及濫用公帑，也容易令人誤會協會與立法會有關。尚海龍解釋那是「過渡安排」。

早兩年，尚海龍也曾在立法會會議廳敲鑼。主席梁君彥裁定他違反《議事規則》「議員在舉止上保持莊重」的要求，並警告若再敲鑼，就會把他趕出會議廳。另一次，尚海龍打算穿中東服飾進入會議廳，結果被梁君彥阻止，他就改在會議廳外見記者，講自己的中東考察成果。諸如此類的行為，令很多人覺得他喜歡嘩眾取寵、博出位。對於這類批評，尚海龍曾回應說自己是創科人，「比較有創意」，也承認這些行為有助提升知名度。

由此可見，現在街上橫額那句「香港回歸28 未來易發」，必然是他賣弄「聰明」的得意之作。回想在選舉制度未「完善」的香港，有些「尊貴的議員」也確實甩皮甩骨，卻很少像尚海龍這類「華文華武」，隔三差五就洋洋自得搞些抖音式「搶眼球」表演，絲毫不覺尷尬。他那份不知哪來的自信，像極昨天我寫過的「海邊的西塞羅」，胡說八道還自以為很有深度。

「香港回歸28」就說「未來易發」，那麼去年「27」豈非「未來易柒」？明年「29」，肯定是「香港早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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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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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才子」而無「大師」？

昨日邁克先生傳來一條YouTube影片，標題是簡體字「才子与大师：蔡澜死后，我们终于看清了香港文化的困局 | 香港为何只有“才子”，没有“大师”？」，節目由梁文道用普通話主講。看見片長1小時43分鐘，本想打退堂鼓，及後見邁克出post指字幕錯漏百出，「『今夜不設防』變成『精液不設防』，比全盛期周星馳更詼諧」，笑到我碌地，才急不及待點入去看。

據聞這條YouTube影片，是有人盜錄梁文道在大陸平台的收費播客節目而製成，字幕污煙瘴氣似乎不能歸咎於梁。如果真是這樣，我建議梁先生馬上向YouTube舉報侵權。以我為例，近年有人在YouTube朗讀我公開的免費文章，製成節目，我雖分文未取，對方事前也必須徵得我同意。若有人擅自朗讀我在Patreon發布的付費文章，我一定追究，決不縱容。

不過錯有錯着，那些應該是AI生成而未經校對的字幕，的確令網絡充滿愉快的氣氛。例如梁文道提起《蘋果日報》風月版「肥龍、骨精強」，字幕變了「肥龍、古今強」（是普通話諧音），「叫雞指南」變「造記指南」，《壹周刊》創刊口號「不扮高深，只求傳真」變「不辦高生，只求純真」。當然，最令人拍案叫絕的還是「精液不設防」，平生所見，唯有蔣匡文博士在〈訃尊師王亭之〉寫的一句「師父為人，絕不藏私，教授徒弟傾陰囊相授」，差可媲美。

至於節目內容，觀點有些我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說話聽起來實在不舒服——例如他刻意迴避黎智英的名字，說「今天恐怕也是提出來我們就不健康了」——但有一件事我認為他講得好，就是認真考究了「香港四大才子」稱號的來源，並指出那完全是大陸人虛構，昔日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根本不會這樣說。

尊重蔡瀾先生是一回事，強行冠名什麼「才子」是另一回事。當年《今夜不設防》開播，廣告宣傳只稱呼黃霑、倪匡和蔡瀾為「三名嘴」，不是什麼「三大才子」。記憶中，以前香港人根本不會把金庸跟黃、倪、蔡相提並論。金庸是武俠小說家，形象跟其餘三人迥異，四人涉足的領域亦不盡相同，不像「四大天王」都是唱歌。我懷疑「香港四大才子」這稱號，可能受周星馳《唐伯虎點秋香》啟發，戲中唐伯虎、祝枝山等「四大才子」實在太深入民心了，幾年後TVB也來一齣《金裝四大才子》。或許有大陸人看了電影電視，就胡亂挪用在香港幾個名人上，實屬牽強。

蔡瀾過世後，大陸有個網民寫了篇標題聳動的「引戰文」，在網上熱傳，題為〈你無比追憶的蔡瀾、金庸們，其實水平不算高〉，署名「海邊的西塞羅」。文章批評香港文化淺薄，孕育了不少「才子」，卻沒有真正的「大師」，很多觀點似是而非，談香港文化更覺隔靴搔癢，我上星期看了，不覺得值得反駁，想不到梁文道卻在節目鄭重回應。梁嘗試定義「才子」，又列舉在香港成長或生活的「大師」，如崔琦、牟宗三、錢穆、饒宗頤等，隨後不忘指出他們來自中國大陸（沒有說的是，那個中國叫中華民國），講法有點含混，也有點騎牆。

梁試圖定義的「香港才子」，都是城中知名、工作跟流行娛樂有關、真性情、懂賺錢，以及風流韻事數之不盡的那種男人。這講法固然符合今日大眾想像，但我的語言習慣比較迂腐，為免雞同鴨講，還是補充一些傳統定義比較好。「才子」一詞，初指才德兼備的賢人，出《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跟文采無關。這詞後來流行起來，相信緣於潘岳在〈西征賦〉寫過：「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終軍（終童）和賈生（賈誼）都是年少嶄露頭角的才俊，早年得皇帝賞識，惜壽命不長。

潘岳稱賈誼為「洛陽才子」，從此「才子」一詞就跟賈誼分不開。這裏的「才子」，其實還是《左傳》那個「才德兼優者」，但賈誼恰巧能言善辯、文才超卓（他寫的〈過秦論〉、〈論治安策〉都是經典之作），大概是這個原因，後世就以「才子」借指才華出眾的文士。唐代後，這個後起用法越趨普遍，《左傳》的本義反被淡忘。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才子」不分男女，如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就包括名妓薛濤和女道士魚玄機。若要明言「才子」是個女的，可以說「掃眉才子」（出自胡曾贈薛濤的詩句）。

看到這裏，你應該知道自古以來的「才子」，跟率性放蕩、左擁右抱、吃喝玩樂、風花雪月根本沾不上邊。以中國「天字第一號才子」賈誼為例，他忠君愛民、志懷遠大，洋洋灑灑寫過許多政論，決非今人幻想中那類酒色財氣的文人。當年在《明報》寫社論的查良鏞，就是「才子」；至於黃霑、倪匡和蔡瀾，撇開他們的本業不談，僅憑公眾形象而論，其實應該叫「名士」。因此，當年《今夜不設防》宣傳將他們定位為「名嘴」，合情合理，後來他們被封「才子」，不是三人的問題，問題是出自那些不懂區分「名士」和「才子」的中国人。

那個「海邊的西塞羅」說，香港為何沒有「大師」？梁文道其實沒答到重點。我的答案很簡單：香港沒有「大師」，是因為港人有自信，無需瞎編許多假大空的頭銜綽號，講得天花亂墜，只為了自我陶醉。名副其實的大師，不管什麼地方，從來都是百年一遇。反觀中国大陸，幾十年前起已經「博士滿街走，大師多如狗」，如季羨林只是梵文、吐火羅文專家，卻被奉為「国學大師」（見《央視網》），甚至連他的學生錢文忠也稱「大師」，究竟中国的「大師」貶值得多嚴重呢？坦白說，就算是錢穆、牟宗三、饒宗頤這個級數，你奉他們為「大師」，我也只能笑而不語。饒宗頤肯定是傳統意義的才子，是不是大師則見仁見智。

香港人從前不講什麼「才子」，「大師」則往往令人想到「氣功大師」、「特異功能大師」——直接一點講就是「神棍」。講一個笑話：我讀書時，有一年被同學呼作「大師」，理由是我帶了幾個銅錢上學，每逢小息就幫人卜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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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的三個烏托邦
（初載《皇冠》雜誌2025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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