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貓經濟」怪論

最近香港官員大談「熊貓經濟」，我本來沒什麼興趣理會，想不到有朋友找到一些耐人尋味的資料，令我馬上對「熊貓經濟」另眼相看，而奇怪的知識又增加了。

自1997年以來，中共已先後三次送大熊貓到香港。第一次是1999年3月的「安安」和「佳佳」；第二次在2007年4月，中共為慶祝「回歸」十周年，送贈香港另一對大熊貓「樂樂」和「盈盈」。

不知是人為抑或巧合，每次贈送熊貓後的一年半載，香港股市都會狂升。1999年，恆指由3月的九千幾點，升到年尾近萬七點，完全追回亞洲金融風暴後的跌幅；2007年，恆指也在大熊貓抵港後半年大幅飇升，在10月30日達到31,958點的歷史高位。

今次中共再送大熊貓，效應如何，大家最近有目共睹，但能夠維持多久就不好說了。熊貓跟恆指當然不會有什麼因果關係，但似乎存在某種玄妙的關聯性，或許就是傳說中「丁蟹效應」的反面。

這種「熊貓效應」真的代表中、港形勢一片大好嗎？你當然可以這樣樂觀，但我則想起一個最近從朋友口中聽來的「玄學」故事。

朋友有一位友人，準備移民，但房子放售一年也無人問津。朋友恰巧認識一位師傅，可透過某種「法術」（我知道那方法的名堂，但不便公開披露），讓房子更快找到買家。那師傅答允幫忙，擇好吉日良辰，便在房間布置了一些東西。

不出一個星期，果然立竿見影——那間整年無人過問的屋，竟突然引來買家（是外國人）。看屋那天碰上打風，也無礙外國客的興致，對方更爽快決定買下來，價錢完全符合賣家的目標。整件事如有神助，令當事人和朋友都嘖嘖稱奇。

朋友說，師傅其實只是「借運」，即把房子未來的運氣都集中起來，提前在某段短時間內一炮耗盡，原理跟信用卡差不多。換言之，那房子之所以忽然「魅力四射」，在短期內成功易手，可能已花光之後所有運氣。

房子氣數已盡，下手買家搬進去豈不倒霉？朋友說，對，但只要買家重新大裝修（即風水所謂「換天心」），那就變另一間屋，住進去也不用擔心了。

看到近日中国股市日日牛氣沖天，我除了憶起大清國1910年的大牛市，也不期然聯想到上述的神奇「法術」。「熊貓經濟」大概是真的，只是它不一定是官方宣傳的那個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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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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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NBC News

香港人被「馴化」了？

這兩天，香港、台灣兩地文學界發生了一場小風波，一般讀者也許沒留意，但其中某個現象倒值得談談。事緣台灣文學雜誌《文訊》推介了一群台、港作家，包括兩名「九O後」香港人梁莉姿和沐羽，本來是一樁美事，但有句話用詞失當，結果惹怒香港不少創作人。整段話是這樣寫的：

「​談到梁莉姿和沐羽，評審不禁感嘆，九O後這批來自香港的創作者，他們過去受雨傘運動的影響，大量學生移動到臺灣求學，他們夢想著在臺灣生活可以得到救贖，事實卻不然，許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最後幻滅。來到臺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名單中這些香港作家非常珍貴，他們在混亂中執筆面對困境，即便梁莉姿的書在香港被視作禁書，她和其他創作者依舊努力在歷史中留下身影。」

惹起爭議的自然是「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這一句。首先，「馴化」通常不是形容人的，那是指野生動物被人長期飼養後，喪失原來的習性，完全任人擺佈。至於適用於人而意思較正面的詞語，是「醇化」（粵音跟「馴化」一樣，但國語不同音），表示「（接受）淳厚教化」。當然，「醇化」兩字雖適用於人，卻未必適用於今日香港。

第二，撇除「馴化」兩字隱含的動物隱喻，也許作者的意思不外乎是：今日留在香港的青年都變得很易管教，對政權唯命是從，不再有反抗的意志了。若作者真的這樣想，「馴化」兩字就不僅僅是引喻失義，更反映作者對香港現況的了解太片面和刻板了。

然而面對這類偏頗的批評，留在香港而沒被「馴化」的人又可以怎樣申辯呢？水至清則無魚，作詩寫文的人決不可能為了反駁，就「畫公仔畫出腸」，將藏在文字的內心曲折和盤托出，正如許多拍電影的港人，也無法一清二楚解畫，告訴其他地區的觀眾片子有何弦外之音。因為在今天香港，你不知道這些辯解會帶來什麼法律責任，也不知道某些PK會否跳出來譴責你。

這場文學界的小風波，不禁令我想起近日西門町小粉紅搶「光時」旗事件的一段小插曲。根據身在現場的桑普撰文所說，當時原來有一對中老年夫妻站在港人後方，男人疑似是台灣人，右手拿着長傘，大喊：「我看不起你們香港人！不敢在香港鬧，跑到台灣來鬧！」

當年台灣仍在白色恐怖時代，很多禁書也要在香港出版，相信當時香港人也不會說：「我看不起你們台灣人！不敢在台灣印書，跑到香港來印！」

鬧出這場文學界風波後，《文訊》已承認用詞不當，也為此表示歉意了，希望他們日後能夠更深刻地理解香港作家的用心吧。當然，每個國家或地方都有自身特別關注的事，我不奢望台、港的人可以完全理解彼此，只願兩地能多些諒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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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文訊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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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之號，其實誰是原創者？

台灣總統賴清德昨晚出席國慶晚會，致詞時發表了一個令人莞爾的「祖國論」，原話是這樣的：

「我們的鄰居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1號剛過完75歲生日，再過幾天，中華民國就要過113歲生日。因此，就年紀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反倒是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不過，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已經75年，我們是不必再去談論這一層關係，但是如果有人要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快樂，特別祝賀詞要精準，切勿用祖國兩字，大家說對不對？」

想到對岸小粉紅及黃俄政權的反應，固然忍不住笑，但另一方面，眼看今天許多貌似依戀「中華民國」名號的人，居然把書不同文、行不同軌的鄰國視為「一家人」，又不禁覺得悲哀。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但百多年過去，滄海桑田，陵谷推遷，大家對「中華民國」四字的想像，早已跟當年的革命家漸行漸遠。

一般認為，「中華民國」之名由孫中山確立，但魯迅卻力排眾議，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說：「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係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魯迅說「中華民國」四字發源於章太炎〈中華民國解〉，並非沒有道理。

〈中華民國解〉發表於1907年《民報》，學問淹博的太炎先生是當年革命派知識分子的意見領袖，他在文章中頭頭是道細考「中華」之名，並力駁主張君主立憲的「金鐵主義者」，將「中華民國」之名發揚光大，功不可沒。但問題是：根據其他文獻紀錄，早於這篇文章發表前，「中華民國」名號也可能已經存在。

「中華民國」的雛形，源自1903年孫中山為東京軍事學校學員制定的誓詞，其中兩句是「恢復中華，創立民國」。當然，這個尚不算國號。到1904年，孫中山在紐約用英文發表“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一文，才真正提及「a Republic of China」。但有趣的是，當時孫中山並未想到中文怎樣說，所以早期翻譯居然是「支那共和之政體」，而孫中山在1905年於東京演講時，仍是用「大共和國」這名號。

1906年秋冬，孫中山與黃興、章太炎等在日本起草《同盟會革命方略》，當中包括〈軍政府宣言〉、〈對外宣言〉等文件。〈軍政府宣言〉的「建立民國」一項，終於正式制定「中華民國」這名號，說：「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然而《同盟會革命方略》是在1908年才正式發表的，那麼1906年的草稿是否也包含「中華民國」，我就無法確定了。相信在章太炎發表〈中華民國解〉之前，應該沒有太多人知道「中華民國」，而孫中山一開始也沒想到這四個字，或至少沒確定是用這四個字。若魯迅所說屬實，孫中山很可能是考慮到〈中華民國解〉影響力夠大，令那四字深入人心，才敲定以「中華民國」作為國號。

以章太炎的學問和地位，他當然有資格制定國號，但由他詮釋的「中華民國」，相信會令你難以想像，甚至於目瞪口呆。按照他的講法，「華」字的本義是國名，源自華山，他指中國古代聖王，如宓犧、神農、黃帝、高陽、高辛、舜、禹等人，都以梁州、雍州為根據地，雍州的東南以華陰（華山之北）為界，梁州的東北以華陽（華山之南）為限，所以「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

這理論是否屬實，沒人知道，但不妨聊備一說。不過他的中華民國願景，今時今日應該沒有人會認同，就連對岸的戰狼也不敢講。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說，中國人必先「醇化」三荒服（即蒙、回、藏），然後收回「二郡一司」，「則先漢之疆域始完，而中華民國於是真為成立」。什麼意思呢？所謂「二郡一司」，原來就是朝鮮、越南和緬甸，他認為這三個國家都是中華舊土，中華民國必須「光復」三地，才算「真為成立」。

章太炎雖然德高望重，但也有個綽號叫「章瘋子」，你看了上述這番偉論，應該知道他名不虛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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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賴清德

「華服」其實有嚴重国安風險

香港康文署昨晚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搞了一個晚會，叫「千人華服賀国慶」，找來大約一千個來自大陸、香港及澳門的年輕人，穿上所謂「華服」出席（不知又花了多少公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開幕致辭時說，「華服」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蘊含着豐厚的文化底蘊，不單只是美麗的服裝，更加是我們民族的象徵，承載着我們的傳統和價值觀」云云。

但既然「華服」這麼漂亮這麼有文化，你平日為什麼總穿西裝？港官應該天天穿「華服」亮相，讓年輕人接觸多一點中華文化才對啊。但陳國基非但沒穿「華服」的習慣，就連出席那個所謂「千人華服賀国慶」，也沒穿上多數「華服」迷最喜歡的古裝，而僅僅穿一套類似「唐裝」的衣服，未免太苟且了。

我所說的「唐裝」，當然不是指唐朝服裝，而是指舊款的中式衣服，像昔日洋人印象中的唐人街華人打扮。這類唐裝由清人的馬褂演變而來，從前香港一直有人穿，尤其是老一輩。例如我的外公，生於清末，五十年代逃到香港，活到九十年代初，平日常常一身深藍或灰的唐裝，但也沒有人會覺得怪。

傳統唐衫我也穿過，相信亦是很多人的集體回憶。記得小時候冬天上學會穿棉衲（即棉襖），這差不多也是農曆新年的「指定服裝」——現在當然只會穿羽絨，也許因為我沒有「弘揚中華文化」的興趣吧。但奇怪的是，當年從未聽過有人把唐裝衫褲稱為「華服」，更沒有白癡會講什麼「民族象徵」或「承載價值觀」之類的蠢話。

細心一想，若要說這種「服裝返祖現象」有什麼「文化底藴」的話，那就是一種「密謀造反」的訊號了。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看，衣冠制度正是政權的象徵，只有覺得「今不如昔」的革命勢力，才會不停宣揚復古、穿舊時代的衣服，藉以反映他們對時代的怨恨。如果港共官員不明白「易服」的隱喻，不妨聽聽國學大師兼革命先鋒章太炎以下的故事。

據章太炎《馗書・解辮髮》所載，他在1900年八國聯軍後，深憤滿洲政府無道，「戕虐朝士，橫挑強鄰」，終日以「被戎狄之服」為恥（即不想再留辮子和穿清裝），卻苦無漢服更換。恰巧有朋友帶給他一套「歐羅巴衣笠」（歐洲人的西裝），章太炎覺得雖然窄小，但「猶近古之端衣」（像古代中國禮服），便急急「斷髮易服」，剪掉辮子、換上西裝了。

章太炎憤然「易服」，穿上他覺得像「古之端衣」的西裝，正反映了他對滿洲人政權的痛恨。從前任何懂得中華文化價值觀的人，都知道衣服是不能隨便講「復古」的，否則你很快就可以去見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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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政府新聞網

無定向喪心病狂的「義和團」

一個在蘇黎世大學唸碩士的廿三歲中国留學生，十月一日中午手持利刀，在瑞士蘇黎世街頭突然刺傷三名年約五歲的幼童，其中一人更慘受重傷，幸好現已脫離危險期。中国人刻意襲擊外國兒童，漸趨頻繁，以我所知，這已是近兩個月的第三宗。

第一宗發生在八月底澳洲（這幾天媒體才報道），一個中国留學生不滿簽證遭拒，為了洩憤，居然用熱咖啡潑向一個不認識的九個月大男嬰，導致他身體嚴重燒傷。中国留學生犯案後馬上離境，正被澳洲警方通緝。第二宗發生在「九一八」深圳，大家應該記憶猶新，一名十歲日本男童在學校門前慘被刺死，事後中共官方矢口否認国內有「仇恨教育」。

今次瑞士的襲擊幼童案，疑犯叫Yuhao Fan，音譯「范宇豪」，去年畢業於中国重慶西南大學，家庭背景及犯案動機還不是太清楚。但施襲之前，他曾在Instagram發布一篇沒頭沒腦交織着性幻想和「愛国愛黨」熱情的長文，還附上多張充滿愛国色彩的照片，瑞士警方和記者只能透過翻譯霧裏看花，至今仍未參透「范宇豪」的行凶動機。

這個向小童狠下毒手的狂徒到底寫了什麼呢？簡單來說，他有一個性幻想對象，是重慶西南大學一名「團支書」（即「共青團支部書記」），他首先憶述自己跟她的「浪漫時刻」，然後情深似海地說：

「你是我最亲爱的团支书，我爱你就像我对党和国家炽热的爱一样。想念我的祖国，也想念你。你是我见过最可爱，最好的团支书。今天我们一起欢度国庆，国庆节请一定快乐好吗。」

以為他是個痴心漢子嗎？想不到下一段卻說，「但我现在因为接触了太多女人，觉得大胸也就那样吧」、「你脸盘子真挺大的，然后你不是很白，身材也一般般。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也就那样吧，差不多三千块一晚。」

看了以上這兩句態度180度轉向的狠話，我不禁懷疑他剛剛宣稱同樣熱愛的「党和国家」，是否也是「一般般」、「差不多三千块一晚」的貨色？難怪有人留言，指他有可能是披着愛国羊皮的辱華分子。我覺得不太像。

九月廿七日，「范宇豪」曾在IG發文批評蘇黎世舉辦的「台獨」活動（實際只是一個討論台灣主權問題的學術會議），末了還用英文強調「taiwan Province belongs to China」，看來不像是冒充愛国。然則他是不滿那個「台獨」活動而選擇在「十一国慶」行凶嗎？我不知道，但也不能排除這個動機。

以「愛国」名義胡亂殺人，其實屢見不鮮，也不限於某個民族。例如911發生後幾天，美國也有個叫Frank Silva Roque的人，自以為為了「保家衛國」而射殺一名錫克教油站老闆，被捕時更理直氣壯高喊：「我是愛國者！」Roque本來被判死刑，但律師求情說他有精神病兼智商偏低，結果法院改判終身監禁。

那個「范宇豪」隨機刺傷街上的瑞士小孩，看來也像是精神病居多（能留學蘇黎世大學唸碩士，智力應該不會太低吧？），但根深蒂固的愛国思想和長年累月培養的反「台獨」情意結，也可能是推波助瀾的誘因，希望瑞士警方能查明真相吧。

無論如何，近期接二連三發生的中国人襲擊案，均不約而同向外國幼童下手，行為之冷血，令人寒心。瑞士媒體也留意到這個現象，直指中国的持刀襲擊事件近來日益增加，「特別是針對社會最弱的人（insbesondere auf die schwächsten der Gesellschaft）」。

的確，隨機殺人案到處都有，但專門向弱小孩童抽刀的，恕我想不出還有哪些地方的人。這種真怯懦、半瘋狂的「義和團」現象，值得世界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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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nstagram

不要跟小粉紅拼拳，嘗試入他中路

十月一日，有在台港人於西門町舉辦「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的抗議活動，在已申請的地點插起「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豈料有兩個疑似小粉紅的中国遊客看不過眼，直接拔掉「光時」旗丟到地上。主辦單位見狀，即趨前理論，其中一個小粉紅竟向他們怒吼：「今天是中国国慶節，我不允許有這種旗插着！」

有份主辦活動的「赴湯」說：「這邊是台灣，不是中国的，你不能撞我的東西。」小粉紅聞言，便像唸咒一樣回應：「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台灣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台灣、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份！」赴湯說：「台灣是台灣人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隨後雙方吵個不停，主辦者即報警處理。結果兩名踩場的小粉紅被警方帶離。

今天（十月三日）看媒體報道，那兩個中国遊客姓姚，是夫婦，二人假借探親名義來台，但原來他們聲稱要探望的母親（身分為「中配」，即嫁到台灣的中国大陸人），早已於七月離台返中，且長期居住大陸。官方表示，兩人濫用台灣基於人道允許兩岸親人相聚的善意，現已強制他們離境。

只是強制離境，未免太便宜這兩個小粉紅了。台灣法律不是有《社會秩序維護法》嗎？第73條說「於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會、運動會或其他公共場所，口角紛爭或喧嘩滋事，不聽禁止者」，可罰款不超過六千元台幣。有台灣立委也評論，指兩人動手拉旗、破壞、叫囂，已涉犯刑法「妨害自由罪」，屬於「非告訴乃論」（即官方可主動偵查、檢控的罪行，無需受害人起訴）。

台灣不同中国，這裏人人皆能自由表達意見，現在兩個中国小粉紅來踩場鬧事，把人家的旗子丟在地上，竟然拍拍屁股走人，完全無需受罰，是否太縱容他們呢？不要忘記，現在兩人被強制出境，不因為他們在別人的合法集會期間搗亂，而是因為他們恰巧「違反入境條件」——他們聲稱要探望的親人根本不在台灣。假如那個中配母親沒有離境，兩人豈不是可以繼續留在台灣，喜歡鬧場就鬧場？想一想就令人心寒了。

我認為，台灣政府對付這類橫蠻無理、破壞言論自由空間的中国遊客，絕對不能手軟。像這次西門町事件，就算主辦者沒有財物損失，也應該按照法律懲治兩人喧嘩滋事、侵犯他人財產、妨礙他人行動等；即使不拘留，也至少應該罰款，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不然中国小粉紅將來必然有恃無恐，陸續在這類活動中借故生事。

在台港人若不幸遇上這類小粉紅，我的建議是：不要跟他拼拳，嘗試入他中路。對方喃喃唸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台灣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台灣、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份」，你不妨笑着問他：「海參崴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俄昔日簽訂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滿洲里界約，你知道令中国失去多少土地嗎？」

小粉紅當然不知道（這是他們的国家機密）。

這時，你就可做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然後義正辭嚴罵道：「你們已經被俄國奪走相當於40個台灣的領土！連這些也不知道，你還算是中国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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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攝自由亞洲電台X

2014年後，張懸為什麼變安溥？

我不是吳慷仁的粉絲或安溥（從前藝名叫張懸）的歌迷，所以兩人在微博表態祝賀那個「国慶」，我並無特別感覺，但理解很多港、台網民為什麼馬上崩潰。然而兩相比較，安溥「跪」得似乎比吳慷仁更驚天動地。

畢竟連「成都人」林依晨和正在大陸巡演的陳奕迅，昨天都沒有在自己的微博賀「国慶」——可見在中国求財的藝人也有沉默的自由——但沒有用微博的安溥，反而煞有介事透過經紀公司祝賀中共，更親筆題下「祝福新中國成立七十五週年，人民和睦，萬里皆安。安溥祝福」，可謂誠意十足。有小粉紅還嫌她沒寫「祖国」，未免太吹毛求疵了。

其實看一看安溥近年的動向和訪問，她差不多早已親口告訴你：「從前的張懸只是虛假的人設，現在的安溥才是真正的自己。」她根本沒變，只是今天不再演了。

仍叫「張懸」的時候，她在許多社會議題上勇於發聲，聲援中国烏坎村、支持台灣太陽花學運、聲援香港反国教和雨傘運動，在英國開演唱會時還高舉台灣國旗，被小粉紅認定為十惡不赦的「獨派」。但在她使用本名「安溥」後，一切政治表態便戛然而止。試看以下這條耐人尋味的時間線：

2013年10月，以藝名「張懸」最後一次前往中国演出，那是西湖國際音樂節。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張懸在臉書發文聲援香港，有一句說：「我們一起被這世界正在發生的苦難震撼，我們與擁有同樣信念的人們站在一起，一起做事，發出聲音，很多事，我們只有一次機會。」

2015年，放棄藝名「張懸」，改用本名「安溥」（她表示希望習慣剪報的父母，能時時看到自己為女兒取的名字），並宣布閉關，暫別幕前。

2017年，安溥突然關閉有35萬人追蹤的臉書粉專，清空過去發表的一切言論。

2018年，正式以安溥身分復出樂壇，11月便到杭州ADM展會演講。

2020年1月1日，相隔六年，安溥終於重返中国大陸演唱，參加溫州東海跨年音樂節。

從此，安溥一直暢通無阻在中国巡迴表演，直到今天。

不難發現2015年是她的人生轉捩點——她由熱血沸騰的「社會運動者」張懸，逐漸蛻變成一個自言增加了「幽默感」、對世事更「包容」的安溥，正如2018年她復出時接受ELLE訪問所說：

「以前不管有耐心或是沒有耐心，都會試着想要去多講一些東西。但後來發現其實這個社會，最需要的是看待所有不同事物的幽默感，幽默感代表任何嬉笑怒罵的事情，任何有理沒理的事情，它都可以存在、都可以發生、都可以被包容，然後你都可以找到一個面向去相對應，而不是一定要去消滅某種說法，或者是大家一定要認同同一個價值觀，這個世界才會繼續運作下去。」

任何沒理的事情，安溥都可以包容，那自然不介意中共的統戰了。

是什麼驅使她有這種變化呢？會否跟2014年聲援雨傘運動有關？我不知道，但決不排除這個可能。不要忘記，林夕也是從傘運開始被中共打壓的，但他沒有「悔過」，終於在大陸變成「佚名」。張懸之前扮演社會運動者，或許一直不需付什麼代價，但這次聲援香港傘運，必然發覺已結結實實踢到一塊鐵板。

踩了中共這條紅線的藝人，若不「洗心革面」，將永遠與香噴噴的人民幣絕緣，這是常識。也許是這緣故，她才毅然跟自己割席，改掉「張懸」這個「劣跡藝人」的名字，並徹底抹掉自己在社交媒體留下的痕跡，然後以清清白白的「安溥」之身投奔對岸。

安溥能夠在2020年頭踏足溫州舞台，當時肯定就跪了，而她那位在中国有廣泛人脈的父親焦仁和，可能亦出了不少力。只要細察安溥在2014年後的微妙變化，就知道她在大陸有今天的發展得來不易，所以萬勿誤會她「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了，哪有許多無可奈何的苦衷，根本只有蓄謀已久的表忠。

台灣人其實應該感謝中共，是中共讓你看清楚：每一個張懸背後都可能是一個安溥。換了是你，又能否把張懸這個角色演到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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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摘自微博

張愛玲金句，有時比周星馳更好笑

今天十月一日，是張愛玲一百零四歲冥誕的第二天，反正沒什麼值得談的大事，不如講講張愛玲金句吧。早上看到邁克先生的帖文，才知道有文學平台昨天紀念張愛玲冥誕，居然張冠李戴，誤引網絡流傳的祖師奶奶假金句「用一轉身離開，用一輩子去忘記」，還大字標明是「張愛玲愛情金句」，實在令人尷尬。

如果張愛玲活着，看見這許多歸入她名下的假金句，不知會有何反應呢？不必瞎猜，我恰好想到她一句現成的答覆：「別人寫出來的東西像自己，還不要緊；只怕比自己壞，看了簡直當是自己『一時神志不清』寫的，那才糟呢。」（見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第62-63頁，2010年皇冠版）

今天網絡文字越來越「抖音化」，一句起、兩句止的名人語錄大行其道，張愛玲也逐漸由小說家變成金句王，想起來也令人感慨。早在七十年前，張愛玲已預言了：「我們下一代，同我們比較起來，損失的比獲得的多。例如：他們不能欣賞《紅樓夢》。」（《張愛玲私語錄》第65頁）對，《紅樓夢》比較缺乏現代網民能欣賞的「金句」，所以沒有內容農場會打曹雪芹（儘管他是張愛玲的「祖師爺爺」）的主意。

然而單靠浮光掠影的金句，你真能欣賞到一個作家的好處嗎？當然不。比引錯張愛玲金句更尷尬的，有時候可能是引對了張愛玲。什麼意思呢？原來張愛玲筆下很多膾炙人口的警句——原諒我講得坦白一點——根本是抄來的。《半生緣》就是重災區。

宋淇在〈私語張愛玲〉（初載《明報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號，以及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二日的《聯合報》）寫道：「《十八春》就是《半生緣》的前身。她（張愛玲）告訴我們，故事的結構採自J.P.Marquand 的H.M. Pulham, Esq.。我後來細讀了一遍，覺得除了二者都以兩對夫婦的婚姻不如意為題材之外，幾乎沒有雷同的地方。」不知道宋淇是太大意抑或護短，《半生緣》和H.M. Pulham, Esq.（1941年出版）的雷同之處，實在多不勝數。

例如《半生緣》尾聲那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其實是譯自H.M. Pulham, Esq.中的“Darling, we can't go back”。

又如《半生緣》這金句：「也許愛不是熱情，也不是懷念，不過是歲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是取自H.M. Pulham, Esq.的“（⋯）and perhaps that was what love really was—not passion or wish, but days and years—and now I was going home.”

還有曼楨這句：「世鈞，我要你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永遠等着你的，不管是什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反正你知道，總有這麼個人。」源頭也是Marquand那本小說，女主角寫信給男主角：

“All I can do is to make you think, when you’re up there all alone, that it isn’t so bad if you know you have someone, someone forever and always, someone you can always come back to, dear, any time or anywhere. . . .”

由此可見，這些金句儘管出自張愛玲，但實際上是山寨貨，那是否還要大鑼大鼓引用呢？請自行判斷吧。以上所說，也許會令你對張愛玲有點失望，但抱歉，這是事實。所以《半生緣》儘管很受華人讀者歡迎，但文學價值是肯定要大打折扣的。

有些你以為是張愛玲金句的，原來不是，也有些聽起來不像張愛玲會講的，偏偏就是她的原創（或至少尚未有人找到更原始的出處），例如以下這句，簡直好笑過星爺金句（見於張愛玲的筆記本，我在《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一書已摘錄了）：

「I do my best & damn the rest.
Do my damndest & the rest be damned.
盡我最大力量
別的就管他娘。」

寫到這裏，不妨跟大家玩個小遊戲。以下哪句出自張愛玲，哪句不是？全皆不是，抑或句句皆是？猜中無獎，但答案會令你大笑一場：

一、聞得新書發行，面色之感動震恐狀如初度聞示愛時。

二、要中英文好，最有效的辦法是多看小說。

三、最羨慕的幾種職業﹕(一)寫影評；(二)時裝；(三)佈置櫥窗。

四、中國人內大概是我最不思鄉。要能旅行也要到沒去過的地方，這話也跟你們說過不止一次，一聽見中共的壞消息就高興，就連文革。

五、我的人生──如看完了早場電影出來，有靜蕩蕩的一天在面前 。

六、書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點是使我近視加深，但還是值得的。

七、我從來不故意追憶過去的事，有些事老是一次一次回來，所以記得。

八、最可厭的人，如果你細加研究，結果總發現他不過是個可憐人。

九、要做的事情總找得出時間和機會；不要做的事情總找得出藉口。

十、教書很難——又要做戲，又要做人。

十一、我是真的沒有國家思想，這也是中共對我沒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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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鄧對吳靄儀文章的回應

今天傍晚，《明報》網站刊出「保安局」局長PK鄧寫給總編輯的一封信，PK絮絮叨叨寫了九百多字，大部分是覆述「立場案」法官的裁決，貌似回應吳靄儀是日在《明報》副刊發表的〈權撐住〉，我卻認為整封信根本狗屁不通。試看此信的頭兩段：

//明報今日（9月30日）刊登一篇由吳靄儀撰寫題為《權撐住》的文章，以拐彎抹角、指桑罵槐的方式談論《立場新聞》案，字裏行間將經法庭公平公開審訊後定罪的鍾沛權「英雄化」，罔顧法庭的清晰裁決，將鍾的犯罪行為美化成所謂的「新聞工作」，特區政府必須嚴正指出其誤導之處，以正視聽。

任何人煽動支持違法行為都應受到譴責。法庭已於裁決理由中清楚指出，在案發期間，被告不是進行真正的傳媒工作，而是參與當時所謂的抗爭。// （注1）

PK鄧是否明白「拐彎抹角、指桑罵槐」的意思呢？吳靄儀的文章（見配圖，連結見注2）沒寫鍾沛權的全名，不等於「拐彎抹角」。也許她和鍾沛權是好友，「權」是她慣用的稱呼，正如我喜歡用「PK」這個initials稱呼「保安局」局長，或有些人會把過氣前特首親切地喚作「CY」，都是各人的喜好習慣，不叫「拐彎抹角」。

至於「指桑罵槐」這評語，就更令人一頭霧水。吳靄儀全文明顯着墨於「權」的擇善固執，寫的都是實事，何來「指桑罵槐」？整篇專欄文章，唯一觸動PK神經的似乎是以下幾句，尤其是「新聞工作」四字：

//本來，脫罪的機會不是那麼好，實際的意見叫他不如認罪博取三分之一減刑，那麼連同已還押的日子，所餘的在囚日子不太多。但這人不肯，因為他要為新聞工作的信念講清楚。於是硬生生承受了冗長的審判，為當今法律之下的新聞自由尺度留下了詳盡的公共紀錄。他甘心撐住，只擔心自己說得不夠好不夠清楚。//

PK像国安法官郭偉健一樣，認為鍾沛權和《立場》做的是「犯罪行為」，不是「新聞工作」，所以一見「他要為新聞工作的信念講清楚」，馬上就要「嚴正指出其誤導之處」，甚至暗示有人「煽動支持違法行為」，但這種講法根本荒謬絕倫。

首先，香港並無法律規定市民必須認同法官裁決。我不同意郭偉健的判辭，僅代表郭偉健說服不到我，跟「誤導」完全無關。如果法官說什麼，大家都一律不得反對，為什麼香港還有上訴機制？上訴，就是不同意法院裁決。若鄧炳強認為這是「煽動支持違法行為」，請建議特區政府「完善」法制，從今以後嚴禁被告上訴。

第二，香港多年來都有人高調反對法庭的裁決，我最深印象的例子，是十年前「七警案」中那堆知法犯法的罪犯，經公平公開的審訊被判入獄後，有大量撐警者在2017年2月發動遊行示威，沿途還舉起辱罵法官、侮辱司法制度的標語（如「洋奴狗官」之類）。請問PK鄧，這些行為又算不算「煽動支持違法行為」？

法庭判處某人有罪，是一件事；我們是否認同裁決，則是另一件事。孔子的女婿公冶長坐過牢，但孔子卻說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雖然坐過牢，但他沒有犯罪），鄧炳強又是否認為孔子在「美化」罪犯呢？

我又想起1960年9月，以批評蔣介石見稱的台灣雜誌《自由中國》停刊，其創辦人雷震被捕，表面罪名是「包庇匪諜、煽動叛亂」，但胡適當年十月公開回應事件時，亦非跟隨法院裁決的字眼，而是說「一種雜誌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我可沒聽過蔣介石派遣爪牙去反駁胡適，「嚴正指出其誤導之處」。

然而蔣介石當年做不出的，今天特區政府已向全世界示範了。建議義正辭嚴的PK鄧批評吳靄儀之前，不如先向公眾澄清一個基本事實：不同意法官的裁決，犯法嗎？

注
1
https://t.ly/84ukO
2
https://t.ly/87vYi


附錄

冤獄一日也嫌多 (202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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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時間: 2024-10-01 00:08:23

紅棉獨有傲骨幹

移居台灣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陳淑莊（Tanya），近年一直保持低調，昨天終於在社交媒體宣布新動向——她在台北松山區開了一間私房菜，名字是「紅棉」，由她親自擔任主廚。Tanya能夠在異鄉闖出新天地，我很替她高興。

認識Tanya是這幾年的事，坦白說，當初聽見她打算經營私房菜，實在嚇了一跳，但更令我意外的，是她那種在我看來近乎自虐的努力。我跟她的許多朋友一樣，開始時也曾勸她三思。畢竟開餐廳跟在家煮飯是兩回事，更何況她來台灣前甚少下廚，怎麼一出手就「打大佬」呢？

試想以「陳淑莊」三字的名氣，開一間操作比較簡單的咖啡店、居酒屋或甜品店，其實已客似雲來了；她也大可聘請大廚，自己輕輕鬆鬆做風騷老闆娘，平時呼朋喚友，有mood才入廚客串一兩天，根本沒必要落場討苦吃。但Tanya 卻拒絕啃老本，不想依靠昔日光環，反而選擇咬緊牙關親力親為，走最艱難的一條路。

陳淑莊由零開始，為了做一個合格廚師，過去幾年的生活變得極有紀律。天未光，她就跑去市場挑選食材，然後匆匆回家，整天心無旁騖練習廚藝；她更老老實實報讀密集課程，天天傾注十多小時心力，考了一個台灣職業證照回來。可見開餐廳這個計劃，決非一時興起的玩意，而是她全力以赴的志業。

Tanya在「紅棉」專頁的第一篇帖文說：「我能成為一個廚師，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我自己則覺得，你能成為廚師並非單靠奇蹟，更取決於你的意志，倚仗你堅定不移的努力。難怪很多香港人一聽到「紅棉」兩字，馬上就想到羅文八〇年代初名曲〈紅棉〉的歌詞：

紅棉盛放 天氣暖洋洋
英姿勃發堪景仰
英雄樹 力爭向上
志氣誰能擋
（⋯⋯）
紅棉獨有傲骨幹

然則Tanya將私房菜館喚作「紅棉」，真是取意於「英雄樹」嗎？你當然可以這樣想像，但她並沒有自視為英雄。Tanya說，儘管她聽過羅文的〈紅棉〉，但還是較喜歡〈激光中〉和〈波斯貓〉，哈哈。那為什麼叫「紅棉」呢？她的上一輩來自上海，自己在香港長大，如今則植根台灣，做港式私房菜，她希望找一個能夠串連起自己人生軌跡的名字。

為此，她搜羅了一些舊上海的著名廣東菜館名字，包括大三元、味雅、杏花樓、一家春、金陵、紅棉等，她第一眼就看中紅棉，因為那時她恰巧跟朋友聊起：「香港開晒木棉花好靚。」（香港正盛開木棉花，很美）

Tanya付出的一切努力，在菜館的名字中已獲得圓滿的解釋：在這個什麼都一瞥即逝的時代，她希望竭盡全力去拯救一些東西，而在她力可能及的範圍內，也許就只有舌頭上的一點回憶可以守護了。能夠令Tanya變成廚師的，我覺得主要不是奇蹟，而是她對香港的思念。祝福她今後大展鴻圖，留住香港那種令她魂牽夢縈的味道。

紅棉 Red Co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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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涂霆駿
https://www.facebook.com/directortao

「香港哲學研究院」與「中國肖邦協會」

昨天朋友問我，有否聽過「香港哲學研究院」？我孤陋寡聞，當然從未聽過。搜一下，才發現它跟我之前介紹過的「香港應用心理學聯會」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研究院」在今年三四月成立，香港主流媒體只有星島和大公文匯為它宣傳過。看名字，你大概以為由香港一群熱心的哲學學者成立，但錯了。星島是這樣描述的：

「香港哲學研究院，由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太平紳士舒心博士提議發起，由星島日報、香港多位政協委員、知名人士及國內外哲學愛好者形成共識，通過近兩年的時間探討籌備，於2024年組建而成。」

「香港哲學研究院」的成立，居然需要跟星島日報、政協委員「形成共識」（其實我看不懂是什麼意思），實在估佢唔到。根據「香港哲學研究院」官網的「本屆架構 This Year’S Architecture」部分——你沒看錯，網站中的英譯確實是「This Year’S Architecture」——發起人舒心博士也是該院主席兼院長（注1）。那麼他是哲學家嗎？

百度資料顯示，舒心是金澳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全国政協委員、中国社科院經濟學博士、武漢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博士生、華中科技大學兼職教授等，履歷跟哲學研究八竿子打不着。

這個「研究院」的榮譽院長也有好幾個，我聽過名字的有申作軍（香港大學副校長）及何超瓊。它還有一堆「高級顧問」，排在前面的居然是商人林建岳。誰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此地簡直臥虎藏龍，各行各業都有「哲學家」！

至於這個「香港哲學研究院」到底研究什麼，我看遍整個網站也毫無頭緒，但在「本院資訊」部分則看到今年8月2日一篇文章，題為「舒陳笑瑋担任中国肖邦协会主席」（注2）。奇怪，這件事跟哲學研究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舒陳笑瑋是「研究院」副院長，也是主席兼院長舒心的老婆，所以她當上「中国肖邦协会」主席一事，就成了「研究院」的重大資訊了。在今日香港，有這種「哲學」組織也不算奇怪，比較奇怪的是，寫這篇文的人似乎連蕭邦的名字怎麼寫也搞不清楚——圖片和標題顯示「肖邦」，但內文單獨提及音樂家的名字時，則寫「萧邦」。

這個「蕭」和「肖」的繁簡轉換問題，實際影響比「里」和「裡」大得多，因為當中涉及姓氏問題——「肖」和「蕭」是兩個不同的姓，前者比較罕見，不宜混為一談。根據現在中共官方的「簡化字總表」，「蕭」字簡化作「萧」，但中国大陸有一段長達廿多年的日子，推廣所謂「二簡字」（即1960年推出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字），而在「二簡字」中，「蕭」無論什麼意思都一律簡化為「肖」，從此很多姓蕭的人都「被姓肖」。

1986年二簡字被廢除後，改姓肖的蕭氏族人不一定改回原姓，因為改姓手續繁瑣，又牽涉戶籍、財產的登記問題，許多人索性數典忘祖算了。蕭邦也因為這個緣故，在大陸一度變成「肖邦」，現在有時候又有人嘗試撥亂反正，寫作「萧邦」，結果一時肖邦，一時萧邦，令人莫名其妙。

其實「蕭」改為「肖」，稍有常識都知道絕不可行。「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豈不是要寫成形、音、義盡失的「從此肖郎是路人」？古文「蕭齋」（指書齋）豈不是都變「肖齋」？據說中国作家蕭乾看到自己的名字慘被印成「肖干」，非常不滿，曾批評簡化字，結果被打成右派。

「香港哲學研究院」到底研究什麼哲學，我不知道，但建議他們不妨先研究一下「蕭邦」中文怎麼寫，以及「本屆架構」英文怎麼說，不然那些榮譽院長、高級顧問的面子都被你丟光了。

注

1
https://gb.hk-pri.com/products/15.html

2
https://gb.hk-pri.com/news_detail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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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香港哲學研究院網站

冤獄一天也嫌多

「立場案」遭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的鍾沛權、林紹桐，昨天分別判囚21個月和14個月，由於兩人之前已服刑一段日子，林紹桐因身體抱恙，即時獲釋。這樁案件，我已評論多次，本來沒什麼可以再說，但看了国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昨日的判詞，還是有點不吐不快。

判詞第35段引述辯方大律師余若薇提出的減刑理由：「在本案之前，法庭沒有就新聞工作者的限制訂下指引，因此，D2和D3不知道甚麼不可以報道，他們不是明知故犯，只是誤墮法網。」郭偉健表示不同意余大狀這項陳詞，理由如下（見第36段）：

「本席不同意這項陳詞。本案是香港回歸後第一宗涉及傳媒的煽動罪審訊，但煽動罪從1938年開始已經是成文法訂定的罪行，Fei Yi Ming v The Crown (1952) 36 HKLR 133是被收錄於法律彙報的案例。該案說明，根據上訴法庭的裁定，在香港煽動罪的罪行元素並不包括煽動他人使用暴力。在這案的判決被推翻之前，它仍然是訂下有效的法律原則，對傳媒工作者包括D2和D3有指導作用。」

郭偉健這段話的邏輯，簡直荒謬絕倫。

「Fei Yi Ming v The Crown (1952) 」即1952年「三一事件」觸發的《大公報》煽動案，「Fei Yi Ming」是《大公報》東主及出版人費彝民。當年《大公報》在「三一」暴動後散播謠言，指港英政府「有計劃、有佈置地屠殺當地我國居民」，任何正常人都會認同這是明顯煽動的言論。

但《立場》的「煽動文章」是什麼？為何桂藍做專訪，是「煽動」；在中大衝突兩年後做專訪，指中大學術受威脅，又是「煽動」。原來在郭偉健眼中，媒體做幾個專訪，跟一份報章謊稱港英政府「有計劃、有佈置地屠殺」中国人，居然是同一類別的罪行！

郭偉健又說：「根據上訴法庭的裁定，在香港煽動罪的罪行元素並不包括煽動他人使用暴力。」所謂「上訴法庭的裁定」，指今年3月7日上訴庭就「快必」譚得志案頒下的判詞，稱香港煽動罪屬於「成文法」，所以普通法下的「煽動暴力或動亂」意圖，並非必要控罪元素。

各位留意到時間嗎？2024年3月7日上訴庭才第一次澄清，原來香港煽動罪定義不必包含「煽動暴力」，那麼鍾、林二人幾年前從事新聞工作的時候，又怎可能預先知道香港煽動罪的門檻這樣低、罪名又是這麼「包羅萬有」的呢？

我認為鍾、林當然是誤墮那個所謂「法網」了，更明顯的理由是：（現已廢除的）《刑事罪行條例》第9(1)條，早已清晰定義了「煽動意圖」，是指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或特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或「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煽惑他人使用暴力」，諸如此類。法庭根本證明不到鍾、林有以上定義的煽動意圖。

然而本案法官郭偉健在上月底頒下判詞，卻破天荒加入所謂「罔顧煽動後果」作為煽動罪元素。試問鍾、林二人從事新聞工作時，怎可能未卜先知，想像到「罔顧煽動後果」也是「煽動」呢？郭偉健說1952年案例對「傳媒工作者包括D2和D3有指導作用」，根本是天大笑話。

1952年，正牌煽動罪成立的費彝民只是被判罰款4000元，《大公報》則停刊12日。2024年，被指「罔顧煽動後果」的新聞工作者則判囚21個月和14個月。歷史會記住郭偉健的。

附錄

71年前，大公報受了什麼懲罰？
2023-6-26
https://www.patreon.com/posts/71nian-qian-da-85137497

郭偉健也有「犯罪意圖」嗎
2024-8-30
https://www.patreon.com/posts/guo-wei-jian-ye-111086564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代表「戀殖」？
2024-8-31
https://www.patreon.com/posts/jie-lai-de-shi-111131691

「不願尋找真相的時代」
2024-9-1
https://www.patreon.com/posts/bu-yuan-xun-zhao-111208466

圖/ 無國界記者網

只懂破壞，何談復興？

不是繁簡轉換問題，是文盲

香港理工大學校園內，近日掛出一些似是宣傳「中華文化節」的古詩詞橫幅，豈料鬧出天大笑話。昨日網上熱傳一張照片，顯示一條印有「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嬋娟」的橫幅，竟把「千里」誤作「千裡」，如此低級錯誤居然在大學校園出現，實在令人傻眼。事件曝光後，校方已即日將橫幅悉數除下。

這些橫幅已掛了十多天，犯錯的肯定不止一句「千裡共嬋娟」。上星期我其實已看見網民貼出另一照片，有橫幅把張孝祥的「短髮蕭騷襟袖冷」印作「短發蕭騷襟袖冷」，但似乎有人投訴，校方很快就更換了，昨天才知道尚有蘇軾金句的漏網之魚。事件說明什麼？當然不是「繁簡轉換出錯」這麼簡單。

首先，原來這些所謂「中華文化宣傳品」掛了十幾日，根本無人理會，就算偶爾有師生發現出錯，多數也只是一笑置之。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浪費資源去宣揚中華文化呢？萬勿誤會我貶低唐詩宋詞價值，我自己其實非常喜歡。但把詩詞金句印在橫幅，像廣告標語般高高掛起，根本無助宣揚文化，正如官員天天喊口號，亦不代表管治有方。

第二，很多人以為「千裡」之誤來自「繁簡轉換」，但我用Word、Google Translate，甚至百度翻譯做測試，輸入簡體「千里共嬋娟」和「短髮蕭騷襟袖冷」，發現以上三者翻譯的正體中文都是正確的（可能有AI校正吧），就連百度也沒有犯錯。為什麼理工會錯呢？最簡單的解釋，是寫字者確實以為「里」的正體字就是「裡」。

你聽過中国著名作家、堂堂中国作家協會陝西分會副主席賈平凹（也就是那位「屎尿體詩人」賈淺淺之父）的笑話嗎？賈書法不精，卻常常為人題字，更明碼實價標明一字四萬。有次，他應邀在傅作義故鄉安昌村的牌樓上題字，竟然用正體字大書「傅作義將軍故裏」，把「故里」誤為「故裏」，貽笑大方。

同樣令人笑到流眼淚的例子，還有中国書畫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趙清海。2004年，趙清海在一個中国大陸電視節目上，贈送台灣著名演員歸亞蕾一張條幅，上書「影後」兩個大字——原來趙清海真心以為「后」的正體字就是「後」。節目播出後，廈門大學藝術研究所所長鮑元愷在其已認證的微博上說：「中国書畫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趙清海居然是個文盲。」

賈平凹寫「故裏」，趙清海書「影後」，都不能歸咎繁簡轉換軟件，那麼理工「中華文化節」橫幅的別字，亦很可能只是反映書寫者的識字程度而已。其實你點開黨媒人民網大五碼版，像「自力更生研制“千裡眼”」、「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之類標題，根本俯拾即是，大陸人耳濡目染，寫正體中文自然很容易白字連篇。

以中共的文化程度，真的不要再講什麼「復興中華文化」了。只要你們不再有系統地宣揚錯別字，已是對中華文化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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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與劉智鵬的友好交流

英國碧仙桃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香港史研究中心（Hong Kong History Centre）聯合總監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近日訪港，參觀了董建華牽頭成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更與中心總編輯劉智鵬會面，據香港史研究中心專頁帖文所說，畢教授當日談及自己的史學工作，也跟現場人士熱烈討論歷史研究方法。（注1）

這次學術交流令不少網友大吃一驚，移英香港學者鍾劍華博士更向碧仙桃的香港史研究中心發電郵，直指畢可思到訪香港地方志中心，令人既失望又反感，建議中心交代一下事情。（注2）董建華搞的「香港地方志中心」，當然不是一個普通學術組織，我幾年前在蘋果專欄已撰文指出《香港志》的種種問題了。除非畢可思打算研究「如何竄改歷史」，否則實沒必要上門做什麼學術交流。

記得2020年底，《香港志》首冊在網上開放全書內容，我隨便瀏覽一下，已發現問題不少，於是在蘋果日報專欄公開駁斥。如今蘋果已不存在，我當時對《香港志》的評論不易找到，現在不妨去蕪存菁，整理幾個重點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第55至58頁「文化的南流與北傳」一節，立場明顯偏頗，為中共塗脂抹粉，令讀者側目。例如說大陸文化人南來原因，由辛亥革命說起，中間提及「抗日戰爭避難」、「左翼作家逃避國民黨迫害」，都寫得一清二楚，但1949年後文化人為什麼紛紛南遷香港，則隻字不提。

二、五十年代初為了逃避中共統治而「潤」到香港的張愛玲，在港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小說在今日大陸仍是禁書），《香港志》竟用上「美元文學」四字形容二書（第56頁）。「美元文學」語焉不詳，常帶貶義，單看字面，容易令人想到「收美國人錢抹黑中國的文宣」。儘管《赤地之戀》是美新處委託張愛玲寫的，但《秧歌》完全不是，根本不能用「美元文學」胡亂概括。

三、《香港志》談及香港流行曲風靡內地，點了不少天王天后的大名，但有幸「名留青史」的詞人，只有一個晚年親共的黃霑；至於在大陸最負盛名的一位，則連「佚名」也沒資格。最有趣的，是這個「文化的南流與北傳」部分，提到蔡元培、陳寅恪、張愛玲、周潤發、張國榮、周星馳等人，頂多給予一句話篇幅，但結尾壓軸一段，竟花近二百字表揚深圳大疆的創辦人汪滔（第58頁）！

以上只是我當年隨筆所記，全書（即《香港志》第一冊）紕漏當然不止於此。最諷刺的，是書中凡例說：「編修《香港志》目的在於全面、系統、客觀地記述香港自然和社會各方面的歷史與現狀。」主編之一的劉蜀永也公開說過：「這本首冊志書並未迴避歷史敏感問題，並盡可能平實地加以記述。」

《香港志》真的「全面、系統、客觀」、「未迴避歷史敏感問題」？2021年12月6日出版的《香港志》第二冊，叫《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書中列舉1989年大事，居然隻字不提「六四事件」，主編之一的陳坤耀的解釋是，部分章節載有貿易和發展數字，當中有幾年中斷，已「間接反映」了六四影響。

今年3月1日，我又寫了一篇〈《香港志》如何扭曲「三一事件」〉，引用當年的香港舊報紙作證，將《香港志》竄改1952年「三一事件」歷史的地方逐一指出，歡迎讀者重溫。（注3）我不知道畢可思教授是否知悉《香港志》的底蘊。如果不知，他應該做點功課才見劉智鵬；如果知道，我實在不懂他怎麼還去做「學術交流」。難道這兩個中心有意合作？

不禁想起今天看到的一則新聞（或者有人覺得是笑話）。根據剛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香港擊敗新加坡，重新躋入全球排名榜第三位，成為亞洲第一金融中心。這份權威報告是誰寫的呢？答案是「英國智庫Z/Yen集團及中国（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發表」。

希望碧仙桃的香港史研究中心慎重考慮鍾劍華博士的建議，澄清一下到訪「香港地方志中心」的原因，以免大家猜測它會不會變成學術界的Z/Yen集團。

注

1
https://t.ly/4yHKn

2
https://t.ly/gzx5W

3
https://t.ly/zAdHv

彩蛋

如想重溫劉智鵬在「唐英傑案」的專家意見以及我的批評，請看以下一文：

2021-7-7 〈劉智鵬太老實了〉

https://t.ly/hhm_0

圖/ 香港史研究中心FB

椅背之亂

日前，國泰一班由香港飛往倫敦的機上，有兩個香港乘客不滿前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姑娘——據說「大陸妹」是歧視語言，不能說，而「港女」、「台灣妹」、「法國妹」之類則好像沒問題——把椅背調後，指她妨礙自己看電影，於是踹對方的椅背，還出言侮辱，結果被該女子拍下影片，上傳到「小紅書」控訴。此事引起香港、大陸網民連日討論，國泰表示已將兩個鬧事的港人列入黑名單，禁止他們乘搭集團旗下任何航班。

此事曲直，我認為十分清楚：踹椅罵人一定是不對的。但撇開這類極端行為不談，「搭飛機應否把椅背調後」這道問題，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也許你沒留意，飛機上因椅背引發的衝突，每隔幾年就會成為網絡熱話，甚至衝上國際新聞。這類芝麻綠豆的爭執，外國屢見不鮮。

Heather Poole是美國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的資深空姐，曾出書講述她歷年遇上的「瘋狂乘客」。有次，她就看見一個阿婆恐嚇前座調低椅背的少女：「你再把座位調後，我就打你的臉！」少女睜大眼睛，不知該如何反應。Poole見狀，立即上前調解，勸喻阿婆千萬不要動武。

2020年2月，外國網絡曾瘋傳一條飛機上拍攝的影片，有洋漢不停出拳捶打前座女士調後了的椅背，令網民議論紛紛。那女人叫Wendi Williams，事後受傳媒追訪，講述了事件始末：2020年1月31日她乘搭美航，其間將椅背靠後，但身後男子說要用餐，要求她回復原位，她答允了；男子吃完後，她把椅背再次壓低，此時男子便一聲不吭地出拳，據說長達六分鐘之久。

其間Williams曾向空姐求助，豈料對方翻白眼，不予理睬。無計可施之下，她只好用手機拍下男人行為。但後續發展完全出乎Williams意料之外：空姐竟送了一杯cocktail給後座的男人，卻向她發了一份「乘客滋擾通知（Passenger Disturbance Notice）」，指她違反航空規則，必須馬上停止拍攝並刪除影片，否則將被起訴，以及在飛機抵達下一站時被趕出去。

Williams震驚不已，只好刪片了事。之後她復原影片，並上載到社交媒體，公開投訴美航。事件引起極大爭議，網民再次激辯「搭飛機應否把椅背調後」這經典問題，結果分為兩派，誰也無法說服誰。當然，大家都知道乘客是有權調後椅背的，但爭議部分不在「你有沒有權」，而在「有權是否該用」或「有權是否該用盡」。美國人怎樣看呢？

根據旅遊網站The Vacationer在2022年所做的調查，超過77%美國受訪者認為，將飛機座椅向後壓到最低是無禮（rude）的，當中45.99%表示自己從不這樣做，27.87%稱調整椅背前會禮貌地問一聲，3.46%則表示就算明知無禮也會照樣調後，亦不會事先知會後座乘客。（注1）

這調查結果很值得玩味，某程度上也解釋了這問題何以爭訟不休：在許多美國人（至少那群受訪者）眼中，有權做一件事，不代表那是有禮。覺得把椅背調後沒有問題的一方，強調「權利」；另一方則較看重「禮貌」——但留意，在那超過77%認為「無禮」的人當中，約31%還是照樣把椅背壓到最低的，換言之，大半被訪者也這樣做。

「將飛機座椅向後壓到最低是否無禮」，也許不同國家有不同比例的正反答案，但幾乎可肯定，結果必分裂為兩派，不會有共識。問題的根源，當然是為了賺盡而令座椅日益密集、不在乎乘客受苦的航空公司，這是全球現象，國泰、美航都不是無辜的。那麼不喜歡前座乘客調後椅背、侵犯自己絕對領域的人又有何出路呢？

建議他們多搭廉航。

不能調整前後的座位其實更便宜，它們一來重量較輕，二來維修費用較低，最受低成本航空公司歡迎。所以，某些廉航的椅背都是固定的。你乘搭這些航機，跟前座爆發大戰的機會就銳減了，廉航也應該以此作為賣點，宣傳標語不妨寫：「一寸也不能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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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ly/BSV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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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堅定及專業」的港警

上星期日，北角發生一宗涉及警察開槍的悲劇，根據報道，事情始末是這樣的：15日晚上約9時19分，警方接獲北角一名女子報案，指丈夫在家中襲擊她及其家姑，隨後有三個帶備長棍、盾牌及胡椒噴霧的警員到場，跟一名持菜刀和剪刀、相信是思覺失調發作的38歲男子對峙。

報案的女子當時已將自己鎖在房內，丈夫則獨自在客廳徘徊，他的母親亦已安全離開屋子，沒有人有即時危險。警員抵達後，女子曾多番要求不要開槍，豈料不出兩分鐘，有警員就向持刀男人近距離開槍，正中胸口，男子其後證實不治。

昨天是該名男子「頭七」，其妻子捧着死者遺照，跟死者的哥哥一同到灣仔警察總部抗議。該女士悲慟欲絕，表示很後悔報警，「我報警是叫你來幫我，不是叫你來殺我老公。」她又質疑警方本可用長棍、噴霧等不同方法制服丈夫，也可派談判專家到場協助，卻偏偏選擇直接開槍，「覺得他死得好慘」。

香港警方有何解釋？

日前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回應事件，指案發時警員曾重複警告對方，着他放下武器，但「電光火石之間」男子突然衝向警員，距離最近時只有1.5米。蕭處長說：「大家想像下，咁嘅情況下，如果有兇徒拎住可致命武器衝過來，對住你，假設有警員在場，你希望佢作出果斷行為盡快制止，還是叫停談判？希望大家認真諗諗。」

我按照處長建議，認真想像了一下，發覺蕭澤頤根本是誤導。

第一，如果有兇徒手持利器向我衝來，而警察又在旁邊，我當然希望警察出手制止，而不是口講「先生唔好打架」。但問題是在北角槍擊案中，那男人是衝向有長棍、有盾牌、理應受過專業訓練的警員，而非襲擊手無寸鐵的普通市民，兩件事根本不能混為一談。

第二，蕭澤頤迴避了死者家屬最關鍵的疑問：裝備精良的三個警員，要制服一名手持利器的男人，何不嘗試其他較不致命的方法？就算要「盡快制止」，也不代表必須開槍，更不代表要瞄準胸口開槍。蕭處長的提問，似乎想誤導公眾幻想一個「假兩難（false dilemma）」局面，要麼在「電光火石之間」開槍，要麼有無辜者受傷，至於中間許多可行的做法，則悉數排除，合理嗎？

第三，若新聞報道無誤，大家不難察覺案發期間，根本沒有任何市民有即時危險，所以警方根本無需「作出果斷行為盡快制止」什麼。該男子突然衝前，倒似是受到警員大聲吆喝所刺激。其實那三個警員若沒信心制服一個男人，何不暫時後退，安撫對方，然後找更專業的人過去談判呢？

當然，我不在案發現場，沒可能判斷警員開槍有沒有錯，但我針對蕭澤頤回應的質疑，以上三點都是有充分理由和事實根據的，並非無的放矢。

死者家屬昨天抗議後，警方即重申「開槍決定符合警隊守則，會向死因裁判法庭提交調查報告」云云。但我懷疑那份「調查報告」的意義何在。難道警方忘了，港島總區刑事總部（行動及刑事）警司冼國明在案發後召開記者會，早已公開稱讚開槍的警員是「冷靜、堅定及專業」嗎？

大家留意到冼國明是何時得出以上這麼正面的結論呢？答案是：在9月16日凌晨，即警員開槍後大約6小時。

既然專業的警方早就確認開槍者「冷靜、堅定及專業」，那還需要什麼「調查報告」？其實根據港警在2019年9月30日修訂的「警方武力使用程序手冊」，今時今日警員開槍是很難違規的。

程序手冊說，警員若受到「致命武力攻擊」就可開槍，而所謂「致命武力攻擊」，在2019年9月30日前是指「以毆打行動意圖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修訂後則刪除「意圖」字眼，改為「以毆打行動引致或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看到新舊版本的分別嗎？

一個精神失常的人未必有「意圖」攻擊警察，按照舊版指引，警員開槍前的確必須三思。但根據2019修訂版，開槍條件已放寬至「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嚴重受傷，而那個主觀的「相當可能」還是由當事人自己說了算，那還需要調查什麼呢？

按照警方已確認的事實，不如讓我做一個簡短報告吧：三個正式錄用的香港警察，有長棍、盾牌及胡椒噴霧，可自由進出現場，其間沒有其他人的性命受即時威脅，在這情況下，也可以刺激到一個精神病人持刀衝前，然後認定自己「相當可能」被殺或受重傷，繼而「果斷」開槍——這就是今日香港警方定義的「冷靜、堅定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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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截圖/ 死者遺孀到警總抗議

學得「習」多，也沒有習庇佑

本來不大明白一間中學逾期報名踢波，一個校長哭哭啼啼自導自演「何伯」之類的真人騷，怎麼忽然變成一宗全城關注的「大新聞」，直到今天手痕，查一下董之英紀念中學近年的舊聞，我才發現它真有一點報道價值，有助「說好香港故事」。

董之英的管理層有沒有問題，其實無需等到校長謊言被拆穿才水落石出，光是看看歷年董之英出過什麼新聞，你就心裏有數了。

以下是維基收錄的董之英舊聞部分標題：「校門外發生傷人案」、「女學生疑被集體非禮」、「影子學生」、「教師在校內仰藥自殺獲救」、「被指擅為校長加薪及聘人美化網上言論」、「為避負面評論 曾有意更改校名」、「發聲明批評傳媒過度追訪」⋯⋯除了足球，董之英也以「校園欺凌」聞名，若把以上事件串連起來，應該可拍一齣港版《黑暗榮耀》。

事實上，董之英確有資格拍這樣的一齣劇，除了因為校方擅長編劇、校長有演藝才華外，該校也主打「三元教育」，即培訓學生在學術、創藝和體育三方面發展。根據其辦學團體仁濟醫院的2023/24年報所述，董之英現時的「創藝顧問」就是高志森大導演，而很多人或許並未忘記，李力持大導演亦曾是董之英的校董——對，李力持曾是校董——更為該校監製過一部校園電影《回到起步時》。

當然，若要數董之英舊生參演過的最著名戲劇作品，則非《致年青人：你們沒上街的父母根本沒有愛過你》莫屬（注1）。《致》是一段在2019年6月發布於網上的6分半鐘影片，一名自稱參與過6.9和6.12遊行的「90後」男子，在鏡頭前刻意發表一些挑撥世代矛盾和分化港人的偏激言論。影片上載不久，即被各大黨媒借題發揮，藉以批評「反對派」青年「批鬥」父母、散播極端思想。

然而這段片拍法粗劣，台詞破綻百出，極像是用來抹黑「反修例」一方青年的政治宣傳片，惹來網民紛紛質疑。隨後有人發現片中那「90後」主角，居然是一個姓袁的董之英舊生，由是懷疑那短片跟李力持有關，甚至形容那袁姓男子是李力持的「徒弟」。

但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董之英儘管不是左校，但似乎走得比左校更左。例如2022年9月7日，董之英中學就辦了一個學習習近平的分享會，名字水蛇春咁長，叫「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及精神」，出席者包括「立法會議員」周文港、董之英的校監黃偉健、校董黃子文（他也是全国青聯常委、香港廣州青年總會常務副主席）等。

近年，董之英校方積極北上與大灣區院校交流（可能太忙，才記不起要報名參賽吧），又邀請警隊及懲教部門招聘組人員，為高中生上「生涯規劃課」，鼓勵他們「人棄我取」，投考警隊。這樣一間「藍到紅」、擦習主席鞋擦到反光的爱国學校，如今居然也沒有「特事特辦」待遇，可見香港的「程序公義」仍然有險可守，應該值得報道宣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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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orturl.at/azu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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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截圖

網傳日籍男童父親的信

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學校的日籍男童在上學途中遇襲，翌晨不治，震驚日本。日本企業松下隨即宣布，可為駐中国的日籍員工安排回國。事件還在發酵之際，20日中国網上突然流出一封疑似男童父親的中文信，署名「小山純平」，並以「航平」稱呼遇害男童。

「小山純平」在信中說，「我們不會憎恨中國，同樣，我們也不會憎恨日本」，又指「不希望由極少數持扭曲思想的卑劣之人的罪行，來破壞兩國的關係」，表明自己「唯一的願望」就是「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如果信是真的，這位日本人的胸襟的確非比尋常。但問題是：這封信是真的嗎？

跟那封網傳出自城大教授的「遺書」一樣，我無法判斷「小山純平」這封信是真是假。以內容來說，它不像完全虛構，因為信中包含很多男童家庭背景的資料，頗難偽造；以文字論，此信也很有典型日本人的筆觸。一個剛喪子的日本人會不會寫出這樣一封信呢？我覺得是可能的，只是有兩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網上流傳的圖片，其實證明不到全文是出自一人之手。文中寫父親悼亡兒的哀痛，以及種種追憶，情摯動人，但中間忽然加插兩段，大講日、中關係和交代兒子國籍，未免有點突兀，尤其是那句「不希望由極少數持扭曲思想的卑劣之人的罪行」，「極少數」三字就很有為中共洗刷的感覺了。

第二個疑問，涉及香港媒體的報道。截至執筆一刻，我尚未見到日本媒體引述「小山純平」這封促進日、中友好的信，極其量只看到網上的日語譯本，有日本網友評為「無法驗證真假」。Google一下，詳細報道此信的媒體多數來自香港，包括星島、東方、大公文匯和香港01，全部標題俱寫「網傳」——即是說，根本沒有記者查證過。

同樣是網傳的城大教授遺書，以上媒體均鴉雀無聲，隻字未提，但為什麼這封不知源自微博抑或微信的「小山純平的信」，未經核實就照單全收，甚至一字不漏抄錄（如星島）呢？實在耐人尋味。

我比較有興趣談談的是網傳文章的按語，作者寫道：

//力石先生、古家先生

感謝您昨日一直陪伴到很晚。

關於領事館和公司的評論，您可以自行決定。但我還是希望您能了解我的心情，因此寫下了這封信。或許更多是為了整理我的情緒，可能有些地方寫得不夠好，還請見諒。是否轉發、以及轉發給誰，都請您自由決定。//

看了這段話，恕我無法弄明白小山先生的目標讀者是誰。既然「是否轉發、以及轉發給誰」都不是由小山純平決定，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文章是寫給誰看。但他寫的既然是中文，自然是特地為中国人而寫吧？

起首的「力石先生」該是西日本貿易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力石裕二，「古家先生」當指古家博，是公司科長，而小山純平本人則是西日本貿易公司的擔當課長。（注1）這間西日本貿易是什麼公司呢？根據公司官網介紹，這是一家60年來皆與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的日本企業：

「1950年代，關西地區爆發了要求日中貿易重啟、擴大的運動，該活動的領頭人物是森井莊內與山田幸次郎，他們通過運動與關西經濟界、中国相關機構構建了聯繫，由此打出了“通過貿易為中国的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的理念。1961年4月，西日本貿易株式會社成立，並被認可為第一批友好商社的一員。」（注2）

到了今天，即使中国與西方、日本的關係日趨緊張，西日本貿易依然不離不棄，繼續「配合中国的動向」（官網用語），出口新能源汽車設備，並在中国進行採購，確實無負「通過貿易為中国的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的理念。

了解到這間西日本貿易公司的親中歷史背景，我其實更相信網傳文章是小山純平寫的，只是我更難判斷文中某些話，到底是以父親的身分講，抑或以企業員工的身分說了。

注

1
http://www.aiki-japan.com/cn/agent/index.html

2
https://www.wjtc.co.jp/ch/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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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六合彩永遠令人滿懷希望

香港最近一期的六合彩——49顆彩珠每期攪出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碼——竟然有5個攪出的號碼跟前一次完全相同，令人嘖嘖稱奇。有人計算過，若要6個號碼與上期號碼有5個一樣，機率大約是0.001845%，如果每星期攪珠兩次，相等於「521年一遇」。這機率雖然小，但在人類博彩史上只是小菜一碟而已，要數最經典的例子，始終還是2009年9月保加利亞的兩期六合彩。

保加利亞跟香港一樣，也是49個號碼選6個。2009年9月6日，保加利亞六合彩的中獎號碼為4、15、23、24、35、42，看起來平平無奇，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四天之後，下一期的中獎號碼也是4、15、23、24、35、42！要兩期6個號碼完全相同，機率只有13983816分之1，每星期開彩兩次的話，等於大約「13萬4460年一遇」，比香港日前的巧合誇張得多。

可以想像當年保加利亞人看見這個奇景，是如何群情洶湧，時任體育部長更下令調查有否舞弊。答案當然是沒有。根據大數定律，只要有足夠多的機會，不管多罕見的事件也可能發生。要解釋這現象，最簡單是從著名的「生日問題」說起：一個派對內至少需要多少人，才能使「其中兩人生日相同」的機率超過50%？

一年365日，要在一個派對內遇上同月同日生的人，機會似乎很渺茫，恐怕至少有要有過百人才會發生這種事吧？但數學告訴你：房間內只要有23個人，出現「其中兩人生日相同」的機率便會過半。為什麼呢？因為隨着房間人數添多，配對量會指數級上升，出現兩個相同生日的機率會迅速增加。

假設只有兩人，僅可配成一對日期，生日相同機率自然只是365分之一（約 0.3%）。若有3人在房，則可組成3對日期（1-2、1-3 和 2-3）；有4人，則有6對日期（1-2、1-3、1-4、2-3、2-4 和 3-4）；5人則有10對⋯⋯有n人的話，就有n(n-1)/2對日期。成對的指數增長，表示隨着人數增多，找到至少一對匹配的機會就會急升。

以此類推，如果一間房有23人，就有253對生日可供比較了；通過一些機率運算，就知道在這253組配對中，當中兩個日子相同的機率已超過50%。若你明白這個「生日問題」的竅妙，就未必覺得六合彩號碼重複出現是很不可思議的事了。因為只要攪珠1000次，就可組合成499500次配對，而隨着攪珠次數增多，當中任意兩次中獎號碼相同的機率將越來越高。

有數學家當年嘗試解釋「保加利亞六合彩號碼重複攪出」現象，就利用「生日問題」的計算法，算出只需攪珠4404次，就有超過50%機會攪出兩次相同的六個號碼了。換言之，若每星期攪珠兩次，那麼不需要43年，「攪出兩次相同號碼」的機會就會高於「沒有一次相同」。

香港六合彩由1976年開始（當初是36個號碼攪出6個），至今有48年歷史，即使有兩次的六個號碼全同，也合乎大數定律預測。當然，連續兩次出現幾乎一樣的號碼，跟相隔n年才重複同一組數字，予人的震撼和觀感是大大不同的。好比2002年9月11日，紐約州彩券開獎號碼恰巧是911，我們固然可用數學角度淡淡地解釋，但說到底，你仍可能覺得世事很「玄」。

撇開數學不談，「500年一遇」的事越來越多，也許正是時代趨勢：從前你以為沒可能發生的事，今後或將逐一發生。從這個角度轉念一想，既然什麼都有可能，我們就沒有絕望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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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六合彩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