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差未現在立即拉你姐，不過咁下去應吾使好耐。

惡過華秀隻狗

香港記者協會今日舉行換屆選舉，五名參選人主要來自外媒、網媒及自由記者，連日來有黨媒質疑選舉的「認受性」和「公信力」。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更親自出馬，形容記協是「一個冇認受性、冇公信力嘅團體」，又嫌參選人不是「主流傳媒」人士，反問：「咁點樣可以叫做香港記者協會呢？」

鄧炳強還指記協在2019年為「暴徒」護航，在黎智英案中立場偏頗，質疑今次選舉沒有公開參選及當選名單，是「黑箱作業」。最後他更警告記協：「無論你係用乜嘢名稱、幌子，想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或顛覆國家政權嘅話，我可以話畀你聽，我一定會釘死你，後果自負。」

明明同一個局長，上月拒絕公布「禁書」黑名單時就說：「很多人將犯法、危害國家意圖的書，改個書名變成不是黑名單，你拘捕我就不行，我們不會這樣便宜犯罪的人。」言猶在耳，如今不夠一個月，鄧炳強卻揚言「無論你係用乜嘢名稱、幌子……我一定會釘死你」。既然用什麼名字都能「釘死你」，那當初拒絕公布「禁書」名單，何以又說「改個書名」會「便宜犯罪的人」呢？

更荒謬的是，警方若真的在調查記協是否觸犯「国安法」，官員就理應加倍審慎，不能洩露調查消息。現在警方什麼行動也沒有，鄧炳強已高調揚言「一定釘死你」，豈非打草驚蛇，名副其實「便宜犯罪的人」？你若真有證據，那是自曝調查進度，勢必影響警方之後的蒐證；若根本沒有證據，那就是赤裸裸的恐嚇。左右都說不通，唯獨暴露了鄧局長辦事的粗疏和不專業。

鄧炳強這種水平的言論，不知道他是否覺得很有公信力和認受性，但在我看來，記協主席鄭嘉如以個人身分的回應，才是真正合乎法理且令大眾信服的說法。她指出，換屆選舉一直依《職工會條例》及會章每年舉行，資訊已向會員公布；只因近年選舉屢受滋擾甚至恐嚇，才不再對外公開細節，但每年仍依法向職工登記局提交執委名單。

鄭嘉如又強調，法例保障任何人不會僅因臨時或季節性從事該行業而被拒作職工會會員，記協歡迎在港工作的新聞從業員參與；去年政府修訂《職工會條例》，正是鼓勵各地勞工加入工會爭取權益。她呼籲主流傳媒響應局長號召，「鼓勵而非阻止」僱員參選。

鄧炳強對一群依法辦換屆選舉的記者，倒是官威十足，像廣東俗語所謂「惡過華秀隻狗」（注1），一句「釘死你」更像爆樽般擲地有聲，但對於眾所周知的罪犯，像元朗「721」在鏡頭前打記者、罪證確鑿的「西瓜佬」陳志祥之類，鄧炳強卻霸氣盡收。要評論別人的「認受性」和「公信力」，也不是不可以，但拜託，開口前照一照自己篤尿先啦。

注

1 看到鄧炳強這則新聞，腦海馬上浮現這句俗語，絕對不是要侮辱狗，但狗在傳統中國文化中，代表了供君主驅遣的臣子，就像官員奏書結尾套語「不勝犬馬怖懼之情」之類。鄧炳強身為現代朝廷鷹犬，其惡形惡相，的確符合「惡過華秀隻狗」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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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報新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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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章取義有乜問題，求其搵啲嘢講，你質疑都冇用，邊個理你？

此地無銀三百兩

房屋局當然違反《公開資料守則》

昨日《明報》有篇報道，題為「申訴署認可房局不披露宏福驗樓報告 稱未違公開資料守則 居民：延公開為引導售業權」，我閱後只想到一個四字成語，也見於今天《東方日報》的標題「房屋局拒披露驗樓報告 災民：似官官相衞」，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明報》在5月初曾援引《公開資料守則》（下稱《守則》），向房屋局索取宏福苑災後驗樓報告。一直等到6月底——港府真有「效率」——房屋局終以「將有雨季風季、樓宇結構安全需持續監測、披露未完成分析資料或令人誤解」為由，拒絕公開報告。記者馬上向房屋局提出覆檢、向申訴專員公署申訴，並列出多項理由，包括宏福苑收購涉公帑及公眾利益等。

7月7日房屋局回覆《明報》，堅拒披露報告。申訴專員公署在8月4日亦回覆稱，不會進一步處理申訴，理由是房屋局已援引《守則》解釋拒絕理由，未見表面證據顯示房屋局違反《守則》。我不禁好奇，房屋局到底引用了哪條《守則》去支持「封鎖報告」的決定呢？

原來《守則》第2部定義了哪類資料可拒絕公開——留意用字是「可」，不是「須」，就算某些資料符合拒絕公布的定義，部門依然有權決定把它公開——其中2.13(a)說，「如披露與不完整或未完成的分析、研究或統計有關資料，可能會令人產生誤解」，部門可決定不披露。這就是房屋局所援引的《守則》條文。

然而關於2.13(a)的真正意思，《守則》詮釋及應用指引第2.13.2條有以下澄清：「《守則》第 2.13(a)段的條文認同，如與不完整或未完成的分析、研究或統計有關的資料會造成誤解，部門可不予披露。不過，如附上註釋解釋資料的不足之處，部門或可決定發放這類資料。」

換言之，指引本身早已預見資料不完整的情況，並提供了解決方法：若不完整的資料可能造成誤解，部門依然「可決定發放這類資料」，但須「附上註釋解釋資料的不足之處」。因此，即使宏福苑樓宇結構真的需要持續監測、評估真的尚未完成，亦不妨礙房屋局公布現有的驗樓結果，只需「附上註釋」就行。

由此可見，房屋局搬出《守則》2.13(a)作擋箭牌，根本是斷章取義。其實《守則》詮釋及應用指引第2.13.1條也寫得很清楚：分析、研究資料及統計數字，理應與其他資料一視同仁地披露；政府宣布政策決定時，亦應公布相關性質的具體資料，以協助公眾理解決定的內容與依據。

房屋局現正推動的，正正是一項重大政策決定：以「接受收購建議信件」方式處理宏福苑業權，直接影響近二千戶居民的產權和去留。既然政策已經啟動，按照指引精神，局方理應同步向居民提供充足資料，作為他們做決定的分析基礎，而非以「報告未完成」為由一概保密。

至於申訴專員公署以「未見表面證據顯示房屋局違反《守則》」為由拒絕跟進，這個結論本身也很值得商榷。公署審視的，似乎只是房屋局有沒有「援引」《守則》並「交代」理由，但這只是門面功夫，根本沒有實質審查房屋局提出的理由是否成立、是否符合《守則》原意。《守則》原意是什麼，不是由申訴專員或房屋局說了算的。

要了解原意，該參考 《守則》詮釋及應用指引（2017年修訂）的緒論，以下兩段是很重要的話：

「(vii) 在根據《守則》公開資料方面，取態應是正面的；即是說，部門應以所索取的資料將予公開的基礎來處理有關要求，除非有充分理由根據《守則》第2部的規定拒絕披露資料。

「(viii) 每個政府部門都在不同程度上積極回應非正式的索取資料要求。無論在政府內外，《守則》都不應被利用或被視作利用來阻撓資料的發放，這點至關重要。」

還有指引2.1.1:

「《守則》第2部為可拒絕披露資料的類別下了定義。根據第2部大部分條文拒絕披露資料，須經過“傷害或損害測試”。有關部門須考慮披露資料的公眾利益是否超過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害。請注意，關鍵詞是可，而不是須。如果披露資料明顯符合公眾利益，則部門在取得所需授權後，可以把原可拒絕披露的資料公開。《守則》第2.1段訂明，部門可拒絕證實或否認是否持有所列類別的資料。這規定不會經常被引用，並且很可能只會用於如防務、保安、對外事務或執法等範疇的敏感資料。正如本指引緒論第(vii)段所述，在公開資料方面，取態應是正面的。部門不應把《守則》第 2部開列的條文理解為拒絕披露所索取資料的指令。 」

指引全文：
https://www.access.gov.hk/.../codeonacct.../guidelines_c.pdf

宏福苑居民現在考慮賣不賣樓，卻連自己所住的樓宇是否「危樓」也一無所知，憑什麼做決定呢？相信正常人都會同意：政府公開驗樓報告的公益利益，決不可能超過它會造成的傷害或損害。上述的指引更兩度強調一點，甚至明言「至關重要」，就是《守則》條文不應用來阻撓資料的發放——但顯而易見，現在有兩個部門正在斷章取義利用《守則》某句話，拒絕向公眾提供早該披露的資料。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特區政府早就打好如意算盤，要挪用救災善款去收購宏福苑的海景地皮。假如驗樓報告證實樓宇結構危險、不能住人，房屋局還不在day 1把報告公之於世，理直氣壯叫居民搬走嗎？現在死不公布，就算你沒看過報告，都猜到驗樓結果十居其九是有利於「原址重建」方案，即是不符合「政權利益」的。

居民被蒙在鼓裏，根本不可能作出有利自己的決定。當年寫《公開資料守則》的公務員，相信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它竟被扭曲為「保密資料守則」，甚至是傷害公眾而維護政權利益的工具。整件事的荒謬，又何止「官官相衛」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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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水清的冼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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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居民為什麼引《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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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明報

一稿兩投的「回流香港」潮文

「離開的時候，以為彼邦是答案；回來才懂，自己從來不是過客。」如果你以為這句似通非通的話，只是某個偽文青用AI生成的抒情文，你錯了。這是《星島頭條》7月31日某則「港聞」的第一句，該報道題為「移英港人回流香港8星期 感慨過去幾年浪費人生 自爆14日神速安頓實錄終於似返個人」。

近日社交媒體流傳兩篇「移民港人回流」的帖文——準確來說只是一篇，因為兩篇文的內容一模一樣，但誰也沒標明為「轉載」。兩者都以「回流香港已經8星期」開始，隨後盛讚香港生活多姿多彩、港人辦事有效率，感嘆「過去幾年」移民海外，「浪費好多人生」，如今「終於似返個人」（兩文部分內容見附圖）。

這兩篇文，一篇在7月28日張貼於Facebook「溫哥華生活+減價報料區」，作者署名「HopefulFox3161」（注1），彷彿是從加拿大回流的港人；另一篇貼在Threads，日期也是28日，來自一個叫「hsartsiku」的網民（注2）。前一帖文被《香港01》報道，而《01》報道更傳到台灣，被《聯合新聞網》轉載；後一篇文獲多個親政府港媒垂青，如《星島頭條》、大公文匯旗下《點新聞》等，帖文作者被稱作「移英港人」，《星島》報道還標明資料來源是「hsartsiku＠Threads」。

有趣的是，這兩篇一模一樣的文，若你細看一遍，就知道作者根本從未提及自己移民的國家。帖文只形容前幾年「浪費人生」的地方，是「又窮又蠢又懶又自大嘅廢國」，既沒說是英國，也沒說是加拿大——你喜歡說那是中国似乎亦無不可——不知道黨媒憑何斷定作者是「移英港人」呢？

另一可疑之處，是Facebook溫哥華群組那個「HopefulFox3161」，儘管自稱返港8星期，但看他上月在群組所發的帖文，統統跟加拿大有關，包括列治文交通意外（7月11日）、自稱在PriceSmart買了兩盒含致癌物的Driscoll's士多啤梨（7月24日）、溫哥華架空列車照片（7月25日），還有三天前談及Burnaby的Crystal Mall，絲毫看不出有返港跡象。《香港01》、《聯合新聞網》竟直接以「回流港人狠批加拿大！」作標題，極可能誤導了兩岸讀者。

Facebook群組內也有眼尖的網民發現，「HopefulFox3161」這網名是近日改的，那帳戶原名其實是「ThoughtfulPeacock4742」。有理由懷疑，這是一個為了帶風向、搞認知戰而建立的假帳號，改頭換面自然是想掩藏過去走過的痕跡，只是手法太笨拙，被網民一眼就看穿了（儘管那些報道的「記者」好像看不穿，或故意不拆穿）。

負責撰寫和張貼這類「回流潮文」的人，酬勞應該不止五毛，還有那堆眉來眼去推動「回流潮」的媒體，當然也不會做無償報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背後的宣傳費從何而來，大概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新聞。

這一波「潮文」操作，姑勿論內容真假，我認為也搞得太缺乏職業道德了——「一稿兩投」已是文字工作者大忌，何況「兩個」作者背景大異，一個在不列顛，一個在不列顛哥倫比亞，黨媒間各自為政，鬧出「回流雙胞胎」，結果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互相打臉。

其實多寫一篇「回流潮文」易如反掌，何必還要偷懶呢？像下文這樣寫，不單慳水慳力，還保證有更多人熱烈討論：

「移民我是十分支持，只不過不要把你們的行動影響下一代的生活。剛剛我wts app一個移民的朋友恭敬他妻子生了女兒，但是他給我只是一個黑暗的回復，他說他老婆今天下午一個人而且救護車未能夠準時到達接她老婆，然後traffic jam 45分鐘才到倫敦橋醫院。醫生告訴他們你們女兒嚴重腦缺氧，大量腦細胞死亡，可能日後會有點問題。有點問題即係傻？我只可以打一個長途電話安慰他。希望港人放棄你們的自由，有民怨你們可否用其他方法解決？」

注

1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948eK3Mgw/?mibextid=wwXIfr

2
https://www.threads.com/share/_puUwYg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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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員工爆料揭「有償新聞」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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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欠柒樣憎佢老豆俾鷹角佬由山洞招佢去愚村著蛤乸衣，改佢名棄忠留鷹，凟 書喺講鷹鷹枉，再去講鷹狗肉署虹喊工磚，全部機構扯鷹留角旗，再去鷹角補個鷹角CNAA學位，至取得皇家揸兜涼地豬腳，至有機會入鬼佬行入行。

冇鬼佢有今日？反骨仔！

咁又中無英又得吾得，D老外又可吾可以投訴？條友根本只係冇曝光C忽痕。

有英無中

本身名字就「有英無中」的梁振英，忽然發文炮轟香港樓盤名字「有英無中」，令人忍不住笑。他振振有詞說：「近來有個別樓盤進一步只有英文名，銷售對象明明是中國人，竟然沒有中文名，莫名其妙。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扮高檔。」又指香港是雙語社會，「中英文不可偏廢，如果心態上真是在市場上扮『鬼』嚇人，更是要不得」。

先澄清一點：香港樓盤名字「有英無中」，並非梁振英所謂「近來」的事。我有朋友多年前住上水古洞，鄰居是born in Beijing的黎明，那屋苑叫St.Andrews Place，名字已經「有英無中」。翻查資料，St.Andrews Place的發展商是信和，2005年6月已落成，廿一年了，算「近來」嗎？近廿年來還有許多只稱洋名的屋苑，如The Parkside、Yoho Town等，例子不勝枚舉。

這些樓盤名字孰優孰劣，或許見仁見智，倒是從未聽過有人投訴「有英無中」。正如梁振英所說，香港是雙語社會，港式粵語一向渾然天成地中英夾雜，商店名字就算只唸英文，如「Seven-eleven」、「KFC」等，聽起來亦毫不突兀。就連梁振英自己持有50%股權並擔任董事的香港公司Lotvest Ltd，一樣也沒有中文名，為什麼偏偏挑剔行之多年的樓盤洋名呢？

我懷疑梁振英想做的，是把大陸整治「大、洋、怪、重」地名的政策引入香港。所謂「大、洋、怪、重」，指不合乎中共官方標準的地方名字，分別代表誇大、洋化、怪異和重複。2018年底，中国民政部、公安部等六部門發出《關於進一步清理整治不規範地名的通知》，2019年許多城市執行《建築物命名管理辦法》，把那些像「維多利亞花園」、「凱撒豪庭」之類的「崇洋媚外」社區名字統統改掉。

當時有大陸人質疑政府干預小區命名，行政權力已過度擴張，更甚者是要求改掉已合法註冊的名稱，有違法治精神。時評人五岳散人指出，洋名之所以在中国大受歡迎，是因為不少人確實嚮往西方生活：「（洋名）說白了就是給消費者一個想像空間，有一種虛假對標更『高尚』、更『有品位』生活的幻覺。但為什麼會有這種幻覺？人家確實過得好嘛，而且明顯生活質量更高。」

這種中国人心理，梁振英自己也有，否則他就不會鬼拍後尾枕，真情流露地說人家起洋名是要「扮高檔」了——你心裏若不覺得英文比中文高級，根本就不會講「扮高檔」三字。在人們的下意識，語言之間，的確有條不認不認還須認的「鄙視鏈」。換了在法國，你滿嘴英文，或把「Hermès」當成英語唸，你猜法蘭西人會認為你想「扮高檔」嗎？

很多《蘋果日報》、《壹周刊》讀者該還記得：當年梁振英上任特首後，曾被壹傳媒踢爆他在80年代初結婚時，證書上配偶名字只有「Higgins Regina Ching Yee」，完全沒有中文名「唐青儀」。後來梁振英在紅色政圈飛黃騰達，才公開以中文名介紹妻子。到了90年代，梁太的公開資料已改報為梁唐青儀，英文名是「Leung Tong Ching Yee Regina」，「Higgins」這個來自外籍親戚的姓氏從此消失。

2014年《壹周刊》有篇報道，標題為「『乜太』傳奇身世」，內文提到記者曾向特首辦查詢，唐青儀年少時為何跟親友姓Higgins，特首辦卻拒絕回應。如今十二年過去，終於真相大白：唐青儀是中国人，結婚對象也是中国人，當年的證書上竟沒有中文名，寧願扮「鬼」嚇人，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扮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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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梁振英才可踢爆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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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蘋果日報

開明的明光社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日前發表〈「法治」社會的莫須有罪名？〉，為那些被国安警登門搜查的獨立書店仗義執言，令不少人大感意外。蔡志森說，閱讀不同立場的書籍能培養批判思考，無論是個人或社會，只有接受批評及勇於改過，才能不斷進步。

蔡還引述鄧小平名言「共產黨是罵不倒的」，指言論自由是香港制度底線，市民不該因為擁有未經法庭裁定違法的書刊而擔驚受怕，執法者若認定某些書觸犯法例，理應公開禁書名單及犯禁理由，並交由法庭裁決，而非自行定奪，以「莫須有」罪名打壓異見人士，令書商甚至市民人人自危。

明光社向來保守，一直反對同性婚姻、婚前性行為等，是鼎鼎大名的古老石山。可時移世易，當尖銳的批評消失了，即使只是對政權提幾句溫和意見，就已經顯得無比「開明」。時光倒流十幾年，誰想到明光社竟站得這麼前？如果言論自由是支球隊，今日香港就只剩下孤伶伶的守門員，硬着頭皮當前鋒。

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昨天受訪，疑似回應明光社。簡表示，若書店負責人對書籍內容有顧慮，最簡單是不發售，或出售前自行閱讀——這個簡單的「專業建議」讓我想起早前元朗茶飲店被潑漆，警方建議若不想再受恐嚇，最好盡快結業。簡拒絕回應店家存疑的書籍可交予哪個政府部門審視，又指書店若經營不善結業，不應歸咎警方，否則是「妖魔化警務工作」。

簡啟恩當然反駁不到明光社，甚至引發出更多質疑。蔡志森的核心批評，是書籍內容犯法標準含糊，大眾無所適從，該由法庭裁決釐清。現在簡啟恩將個波拋回給如墮霧中的市民和書商，根本是卸責。試想一下，若你真心相信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基本法」依然保障人權，那麼根據常識，本來就沒有書是不能賣的，店家又何需「顧慮」和自行審查？

若書籍必須審查，也理應「讓專業的來」，而非由看不懂「国安法」奧妙的市民盲人摸象。在中国大陸，什麼書能夠出版發行，至少有「出版管理條例」可依，第25條就列出出版物不得包含的十項內容，如「危害国家統一」、「宣揚邪教迷信」等，書籍出版前還必須「三審三校」。

至於從境外進口的書籍，大陸也有「海關進出境印刷品及音像製品監管辦法」，當中第4條明文列出十二項違禁內容，某程度上算是「資訊透明」。香港呢？居然一來就出動「国安法」的「煽動意圖」罪對付書店店員，簡直是用火箭炮射兔子，也顯然是一種「泛化国安」的手段。

中国大陸擺明車馬審查書籍，書未印出，「違法」內容已被過濾殆盡。香港在所謂「一国兩制」下，則奉行「先出版，後追責」的普通法原則：書商無需送檢，只在觸犯淫褻、誹謗等既有法律時才負刑責。然而「国安法」立法後，「煽動意圖」定義闊過大西洋，執法者又可以拘捕書店人員而不解釋具體原因，實質效果等於「事後追責，事前恐嚇」，比大陸的明文規定更難捉摸，也加倍粗暴。

書店若因經營不善而結業，當然不能歸咎警方，但現實是書店被「事後追責，事前恐嚇」的執法者弄得雞犬不寧，才無奈選擇關門，像屹立旺角五十年的田園書屋。明光社的文章已一針見血指出問題，簡啟恩昨天所說的話，卻完全迴避了批評的重點，如蔡志森這句：「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若果被人批評幾句也擔心會因此而啞口無言、甚至倒台而要禁止的，恐怕本身亦已有很大的問題，甚至可能是作賊心虛」。

這讓我想起另一位基督徒的警句，不妨以此作結。十七世紀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是清教徒，他在《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大力反對出版審查條例，當中有幾句話遙遙呼應蔡志森：

“Let her and Falsehood grapple; who ever knew Truth put to the worse, in a free and open encounter? Her confuting is the best and surest suppressing.”

大意是：「讓真理跟謬誤搏鬥吧。在自由而公開的較量中，誰曾見過真理落敗？駁倒謬誤，才是對它最有力的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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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言說
（大陸審查制度當然也有問題，但至少沒有胡亂上升到「国安罪」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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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明光社

誰害怕李盈姿？

「721」七周年那天，本業是牙醫的李盈姿女士在港鐵元朗站拎着一個小西瓜及一張「西瓜佬」照片，向記者表示「想搵返個西瓜佬」。七年前不見人的警員，這天卻報復性地「盡忠職守」，彷彿把手無寸鐵的李盈姿當成恐怖分子，截停搜查近一小時才放行。結果只是從她背包中翻出一個印有「搜乜撚嘢」的文件夾，完美示範何謂攞架嚟丟。

沒有犯法，當然不能繩之於法。但事隔兩日，李盈姿任職的NGO竟要求她「自願離職」。有職員坦言，若不作此決定，將影響整個機構與政府的合作關係。李盈姿表明拒絕離職，該機構便以「工作表現不理想」為由即時解僱，更不准她返回工作崗位收拾個人物品，只能由同事代為取回。李盈姿質疑所謂工作表現欠佳只是藉口，因為自己任職以來從未收到病人投訴。

李盈姿本人沒披露任職機構的名字（儘管你上網一搜就有） ，而該機構到底是受到政府抑或黑社會壓迫，大眾亦無從稽考。不過這種陰陰濕濕使橫手的勾當，我確信政府是蛇咬都唔認的，所以我們不妨大膽假設：施壓者必然是見不得光的鼠輩，大概是黑社會或黑過黑社會的組織吧。

然而這類組織為什麼要對付李盈姿呢？歸根究底，應該是跟李盈姿尋找的「西瓜佬」有關。所謂「西瓜佬」就是陳志祥，元朗小牛農莊莊主，以賣西瓜聞名。他在2019年7月21日白衣人襲擊事件中，被拍到手持藤條，正面襲擊《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之後又衝入港鐵車廂追打市民。何桂藍倒地前拍下他的廬山真面目，成為721最具代表性的畫面之一，從此「西瓜佬」也成了白衣暴徒的icon。

近年媒體提到陳志祥，往往寫成「去向成謎」、「警方一直鍥而不捨調查」。例如《香港01》2021年3月的報道，花了大量篇幅追查他的妻子開設什麼新公司、兒子是否代交租、陳志祥Facebook轉發了多少「打擊黑暴」帖文，最後說警方沒回應陳志祥有否被捕和被通緝，令人以為他一直是神秘失蹤人物。

究竟陳志祥有沒有被捕呢？其實只要翻看2019年的新聞，就發現早有答案。《成報》於2019年7月24日已報道，14K背景的陳志祥已經落網（見〈拘11人 和勝和佔多 挺梁振英鄉黑勢力 白衣暴徒起底 江湖猛人鄧志學落網〉）；《蘋果日報》翌日更詳細報道，陳志祥和其他白衣人被警方拘捕，其後獲准保釋候查（見〈元朗暴力事件 警再拘一人〉）。換言之，「西瓜佬」並非失蹤人口，而是警方早已逮捕過的人。

真正令人不解的，並非陳志祥去向、是否被捕，而是他明明罪證確鑿（打人影像已入鏡），但七年過去，為什麼警方一直沒正式檢控，也沒通緝到天涯海角，而是若無其事，任由他「去向成謎」而逍遙法外呢？難怪社會一直質疑，當中是否涉及警黑勾結。李盈姿拎着的雖是西瓜，但在作賊心虛者眼中，她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尋找「西瓜佬」就是尋找真相，追問一個全港皆知的暴徒何以沒被檢控、沒被通緝的真相。誰害怕李盈姿？除了陳志祥，我想，應該還有某個見不得光的「犯罪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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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集誌社影片

舊粵語，你認識多少？

昨天寫「支語」之辯時，想起一句舊粵語格言，叫「笑各縣聲音並呆」，字面義是：大家都嘲笑別縣口音怪腔怪調、呆笨可笑。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不在嘲笑，而在於它告訴我們：從前受過教育的廣東人都知道，相隔一條河、一座山，已足以令口音和用詞變樣，由是引發諸多偏見。

我怎知道這句老話呢？是多年前在英國傳教士史蒂文斯（Rev. H. J. Stevens）的《粵語格言（Cantonese Apothegms）》（1902年廣州出版）看到的。搜Google、問AI，本以為它們「無所不知」，結果都查不出「笑各縣聲音並呆」的來歷，令我詫異之餘，亦不禁慨嘆：在什麼知識都似乎唾手可得的時代，原來許多有意思的舊粵語，根本沒留下任何數碼痕跡。

作者在前言說，書中多數材料由廣州的「Li Tat Shuk」和佛山的「Mr Chan」提供，既然有廣東人協助編撰，我覺得內容應該是可靠的。現在翻開這本百多年前的舊書，你會看到許多俗語仍然通行，如「開卷有益」、「做到老，學到老」、「識時務者為俊傑」、「豬朋狗友」、「整定」等，完全沒有時代隔膜。

但更有趣的，自然是那些被遺忘了，或意義已經大變的用語。例如書中有一則「手瓜起展（即？）」，你猜到是什麼意思嗎？我原以為是歇後語——下句是「食嘢唔使畀錢」——或僅表示手臂粗壯、孔武有力，誰知道史蒂文斯給的解釋竟是「extremely clever」，即「非常聰明」。這是整部書中我比較懷疑的一處，不肯定是作者搞錯，抑或百年前真的這樣解。

還有「減贈幾天」，乍看一頭霧水，看到作者解釋為「Great reductions for a few days only」，才明白即是今天的「大減價」、「大特賣」的意思。至於令人想入非非的「女人狗肉」，並非現在所謂的「小鮮肉」，而是指番石榴（台灣人叫「芭樂」）。原來當時民間認為女子愛吃番石榴，就像男子嗜吃狗肉一樣，因此有這種生動的比喻。

有些俗語更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和民間傳說。例如「貢院自打死」，字面是「Suicide in the examination building（在考場裏自殺）」，五個字已藏着一個聊齋故事。清代科舉時代，考生要單獨在一個叫「號舍」的小房間內住上數天，在裏頭考試、食飯和睡覺。據史蒂文斯記載，每次考試都幾乎有人在號舍自盡。民間相信，這些人都曾經牽涉謀殺案，死者鬼魂趁他們獨處時前來索命。

另一句「一世做官，三世做乞兒」更值得咀嚼。它的意思並非做官薪水太低，導致子孫乞食，而是諷刺官員因貪贓枉法、殘暴不仁而積孽太深，惡報終究會落到子孫身上，令他們淪為乞兒。短短九字，已把民間對官場腐敗的厭惡表露無遺。不過你要當心，這句話萬勿在今日香港隨便講，否則就很容易被「国进安」盯上了。

至於我自己覺得最有趣的一句，是「大肚男」——我懷疑是「大肚腩」之誤——這不是用來形容胖子，更不是說男人懷孕，而是稱呼飽學之士（learned men）。為什麼有這種奇怪的說法？看看書中「大肚男」前一則「書在肚」，類似今天仍在說的「腹有詩書」、「滿肚墨水」，你已思過半矣。但洋人編者以為中國人相信肚子是知識所在（seat of learning），有別於西方人認知事物的角度，就未免捉錯用神了。

「大肚男（腩）」代表博學，跟中國人對人體生理的認知無關，純粹源於一個出自《後漢書》的典故（史蒂文斯顯然沒有這方面的知識）。話說東漢學者邊韶（字孝先）白天打瞌睡，學生就取笑他：「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反應敏捷的邊韶立即回答：「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令學生啞口無言。

所謂「腹便便，五經笥」（笥，粵音唸「字」），意思是我肚子裝的不是肥肉，而是滿滿的五經，如同書箱。只因邊韶這句戲言，後來「腹笥」才成為「博學」的典故，繼而衍生出「大肚男（腩）」這句廣東俗語，與中國人是否相信肚子為「seat of learning」無關，正如莎士比亞在《愛的徒勞》說「Fat paunches have lean pates, and dainty bits/ Make rich the ribs, but bankrupt quite the wits（腸肥則腦瘠，珍饈益肉體而損心智）」，大家也不要拿莎士比亞太認真，因為他筆下那位聰明絕頂的胖子Falstaff已是反例。

「大肚男（腩）」這句耐人尋味的廣東話，展示出舊粵語甚至是傳統中文最迷人的地方。中文有種奇異特質，在別的語言很少見，那就是極度放恣的互文指涉，語言作為主體的逍遙遊，簡直是一去不返的奧德修斯。在中文世界，文本和現實從不是涇渭分明，千年前古人衝口而出的一句閒話，往往凝固為經典，然後悄悄流入我們的下意識，日用不覺，古今物我就這樣相忘於江湖。

上世紀一句其貌不揚的粵語格言，往往藏着一則古代人物的軼事、一個當代民間風俗，或一段被史家忘掉的傳說，非常值得我們探尋玩味。粵語如是，其他像閩語、吳語等方言又何嘗不然？或許，今天真正消失的並不是區區幾個字、幾句話，而是一整個充滿趣味的語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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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品芝麻官

「支語」之辯

近年社交平台上，尤其是Threads，常見台灣人和香港人為了所謂「支語」吵個不停。昨天台灣《東森新聞》更發布一幅比較台灣用語及「支語」的圖片，提醒讀者「防範支語」。然而圖片列舉的十二個例子，多數是香港用詞，有些更是只有香港人才會說的，如「寄艙」、「電單車」和「士多啤梨」——以上三詞，台灣人反而和大陸人說法一致，都講「托運」、「摩托車」（台灣人也叫「機車」）和「草莓」。

台灣人或許不知道，類似的口舌之爭曾幾何時也在香港網上爆發過。當時很多人港人形容大陸用語為「匪語」，就像今天台灣人稱中国用語為「支語」。近年來，這場香港粵語和「匪語」之爭已差不多偃旗息鼓，因為香港各方面已幾乎全面赤化，相形之下，語言分歧早就顯得微不足道。當然，另一主因是「匪語」一詞有煽動仇恨之嫌，居港人士心知肚明，自己若把「匪語」掛在嘴邊，国安警就可以抓人「交功課」。

台灣人該怎樣對待中国用語呢？不禁想起當年我在《蘋果日報》撰寫的專欄文章〈怎樣提防大陸用語〉，把大陸用語分為四類，現在或可供台灣人參考一下。

第一類是用字不同，但不影響思想或價值判斷的詞語，也就是現在台灣網民99%在爭吵的字眼。例如香港人最初講「手提（電話）」，後來漸漸跟隨大陸人講「手機」；又如大陸叫「視頻」，在香港稱「影片」。這純粹是用字不同，反映語言多樣性，本身並無什麼「思想毒素」。

語言的主要功能是溝通，入鄉隨俗是應該的。例如我在台灣的餐廳用膳，自然會用國語講「菜單」和「桌號」，而不會像在香港那樣說「餐牌」和「枱號」。我不是刻意迴避「支語」，只是為了方便溝通（即方便自己）。在台灣人人都講「捷運」和「機車」時，你若堅持講「地鐵」和「電單車」，那其實不是用不用「支語」的問題，而是你懂不懂溝通的問題。

第二類大陸用語，是除了用字不同外，還可能改變你思想或價值判斷的語言。例如從前香港人不講「小三」，只會說比較中性或傾向貶義的「二奶」、「情婦」、「第三者」和「狐狸精」。不知道多少人想過，「小三」那「小」字，其實已悄悄添上一種親暱、可愛的含意？

像「編者」或「專頁管理員」被喚成「小編」時，他跟讀者或網民的距離就大大拉近了。「小」字這個用法，在別的語言也很常見，通常叫「指小詞（diminutive）」，像拉丁文「puellula（小女孩）」、「filiolus（小兒子）」就比「puella（女孩）」、「filius（兒子）」多了幾分憐愛。可見「小三」跟「第三者」的分別不只是用字，也微妙地反映了兩地價值觀的差異。

以上兩類大陸用語，我覺得不一定需要「嚴防」，但第三類就不同了，那是包含政治宣傳的大陸用語，例如中共常說的「和平統一」、「武統」、「台獨」等。就連「新冠肺炎」一語，我認為也屬於這類別。2020年2月11日，世衛已把它正名為「2019冠狀病毒病」，簡稱COVID-19，為什麼中共一直沿用初期的暫稱，叫它「新冠肺炎」或「新冠感染」呢？潛台詞可能是：「新」字有助減輕政府對瘟疫（我不講「疫情」的）的責任，因為「新」代表未知，未知則失控也很正常，那就無人需要負責了。

第四類大陸用語最微妙，我當年稱之為「made in HK的大陸用語」，例子是「安心出行」四字，隔多遠也嗅到一陣黨味。錢鍾書先生有幾句妙語：「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即是說，唐、宋詩不必按朝代分，更應該以風格別。同理，「大陸用語」不必源於大陸，只要那是充滿黨八股風格，或有利推動中共意識形態的用語，不管是香港人、台灣人或外星人創造，都可歸類為「大陸用語」 。

以今天台灣的情況來說，我認為連台灣政府也使用的「跨境鎮壓」四字，就是第四類的大陸用語。「鎮壓」是什麼意思？台灣人不妨查查教育部國語辭典，那是「以武力禁止暴亂」的意思。有境外勢力派遣黑幫分子來毆打國民，這種流氓所為的罪行，你稱之為「跨境鎮壓」，那豈不是以「暴徒」自居麼？所謂「跨境鎮壓」，應該正名為「跨境犯罪」、「跨境恐嚇」，諸如此類。

請台灣人不要再跟香港人爭吵什麼「支語」了，那是中共最喜歡看到的局面。大家應該繼續努力學好中文，令自己對語言有更敏銳的感覺。你是一小杯水，一滴墨汁就足夠污染你，但如果你是大海，一盆墨汁倒進去，海還是老樣子。對抗「支語」的最好方法，是令自己大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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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贊成不再討論「何謂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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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東森新聞 FB（現已刪除貼文）

我贊成不再討論「何謂中國人」

這兩天我看過的最荒謬的新聞，莫過於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何謂中國人：跨學科多維度探尋中國人身份》，刪掉了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黃克武所寫的一章。荒謬的地方，不在於今日香港已司空見慣的學術審查，而在於被刪的文章，理應是有利於習近平「團結民族」這個鴻圖大計的。

《何謂中國人》是《Being Chinese, Becoming Chinese》（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原本是一部從歷史、文化、政治等不同角度探討「中國人身分」的學術著作。但商務版問世時，唯一討論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第八章卻被抽起了。

這章的作者黃克武說，被刪的文章並非一面倒批判中共，而是試圖把中國人身分認同區別為「文化上的中國人」及「國籍上的中國人」，指出有些台灣人即使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也不等於政治上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坦白說，以上兩種身分認同的區分並不新鮮，但似乎很少有人質疑，到底何謂「文化上的中國人」？這個概念到底有多大意義？有些熱愛中華文化、閱讀唐詩宋詞、認同儒家傳統的台灣人，的確會視自己為中國人，而在他們心中，中國是不是等於中共国，則往往因人而異。

我之所以質疑「文化上的中國人」這說法，主要基於一點個人感受和取態。我對中國舊文學和某類型中國文化（如道家、術數等），興趣甚濃；這興趣之大，足以推動我年輕時每天自發背誦大篇經典，至今熱情未減。然而我不覺得自己因此就是中國人（遑論中国人），正如我同樣熱愛古希臘語文學（近日還在唸Euripides悲劇和Proclus的頌歌），卻不會傻到自認「文化上的希臘人」一樣。

自古以來（直到上世紀初），活在中國的人根本就不自覺為「中國人」，正如荷馬史詩《奧德賽》的奧德修斯、阿伽門農都不會稱呼自己為「希臘人（Ἕλληνες，Hellenes）」——那時代的「希臘」僅代表色薩利（Thessaly）一小塊地區，好比「中國」兩字在初期亦只表示「京師」。

那麼荷馬如何稱呼攻打特洛伊的聯軍？最常見是「阿開亞人」（Ἀχαιοί，Achaioi，可能與西臺泥板文書提到的政體Ahhiyawa有關）、「阿爾戈斯人（Ἀργεῖοι，Argeioi，阿爾戈斯是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城市）」和「達那俄斯人（Δαναοί，Danaoi，源自神話祖先達那俄斯）」。這些名稱有些來自地區，有些來自傳說，都不代表現代意義上的國族。

言歸正傳，古代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主要以朝代、地域、家族為核心，而非今天所謂的「國家」。這從過去中國人對國名的態度已可見端倪。明末傳教士利瑪竇在《耶穌會士來華記（Entrata nella China de' padri della Compagnia del Gesu）》中有精準的觀察，指出中國人從不固守某個國名：

「這民族自古以來有個習俗，當王國從一個家族轉移到另一家族時（因為世事無常），隨着君主更迭，他們也會更改國名；新掌權的君王可以按照喜好，給王國起新的名字。」（È costume appresso quei popoli, da che si ricorda, che passando il Regno da una famiglia all’altra (come pur sono instabili le cose di questo mondo), col mutarsi il Principe, anco mutano il nome del Regno; volendo il Re, che di nuovo prende il dominio, ad arbitrio darli nuovo titolo.）

利瑪竇又指出，儘管不同朝代的人都會稱呼自己身處之地為「中國（Ciumquo）」或「中華（Ciumhoa）」，但這些稱呼只是基於錯誤的地理觀念而已——他們以為自己位於世界中央。直到十九、二十世紀，受到西方民族國家思想影響，「中國」才逐漸從文化與地理概念，轉變成一個固定的政治國名。古代中國人其實不會像今天那樣，很認真地自稱「中國人」。

歷史告訴我們，身分從來不是一成不變。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國族，說穿了都是歷史的偶然產物。至於你是否需要認同自己是哪國的人、是否需要接受某種文化身分，說到底，都取決於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內心選擇，而不是由一本護照、一句口號，或一個政權替你決定。

當台灣人討論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或思考自己是「哪類中國人」的時候，我覺得已經不自覺地墮入中共国的語言圈套。正如我在上文所說，「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概念模糊、源於錯誤地理觀的地名，看得透徹的話，你就明白它根本與任何人的認同都不相干。現在跟大家有關的，其實是「中華民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你把兩者的簡稱拋諸腦後，身分認同還有疑問嗎？

我喜歡唸荷馬史詩，不代表我是任何意義上的希臘人；你愛讀唐詩宋詞老莊孔孟，為什麼就必須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我一向認為以國族定義身分，意義不大，像我，就寧願做一個「四維時空的存在者」，懶得理會那蝸角上的蠻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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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追光者

中国數學實現歷史性突破？

每四年頒發一次的菲爾茲獎（Fields medal，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昨天公布得獎名單，獲獎者分別是芝加哥大學的中国數學家鄧煜、紐約石溪大學的美國數學家John Pardon、多倫多大學的加拿大數學家Jacob Tsimerman，及紐約大學與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的中国數學家王虹（我去年已寫過王虹的故事，她得獎，在我是毫不意外）。

兩個中国籍數學家獲此殊榮，對中共來說確實是破天荒，難怪黨媒大鑼大鼓力捧鄧、王二人，彷彿另外兩個美加頂尖數學家都是路人甲。但黨媒有些報道（或者說是宣傳），心水清者都會覺得是笑話，如央視新聞說「王虹、邓煜获菲尔兹奖 中国数学实现历史性突破」，乍看是振奮人心的標題，但細想就未免有點滑稽。

王虹、鄧煜都在中国出生、成長、接受教育，在北大數院2007年那屆做過同學，但再往下看，故事就沒那麼「中国」了。先看王虹：她2011年北大畢業後，赴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巴黎第十一大學深造，再到MIT攻讀博士，師從Larry Guth，之後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曾擔任UCLA助理教授、紐約大學副教授，直至去年出任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終身教授。可見王虹的整個學術生涯，中国本科教育只佔極小一段。

鄧煜的軌跡也大同小異：北大讀了兩年，未畢業便轉赴MIT唸學士，再到普林斯頓跟隨Alexandru Ionescu攻讀博士，此後任教南加州大學、芝加哥大學。王虹離開中国已經十五年了，鄧煜更長達十七年，比得上奧德修斯在外面流浪的時間，他自己也坦言，對當下中国「數學教育和研究環境並沒有充分的第一手了解」。在這樣的背景下，王虹破解「三維掛谷猜想」、鄧煜攻克「希爾伯特第六問題」，能稱得上是「中国數學實現歷史性突破」嗎？

對鄧煜來說，「二次元數學實現歷史性突破」可能更貼近現實。在官方發布的獲獎介紹影片中，鄧煜的「二次元」興趣就特別矚目：他的水杯上印有日本漫畫《終將成為妳》角色佐伯沙彌香的頭像，辦公電腦旁還放着日本同人作品《東方Project》中兩個角色的公仔，難怪有網民戲言「菲爾茲獎得主竟是二次元」了。

說穿了，王、鄧兩人的學術養分，主要還是來自西方學府、西方導師、西方學術網絡。他們研究的突破，都是在美、法頂尖體制內、跟一些非華裔學者（如Joshua Zahl、Zaher Hani）合作的成果。橫看豎看，這都是「中国籍人才在海外開花結果」而非「中国數學研究躍居世界前沿」的故事——兩者聽起來相近，實際上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假如兩人從未出国，大概只能成為出色的數學教師，或奧數競賽導師，而不是菲爾茲獎得主。

或許最誠實的評論，是來自以「家国情懷」著稱的美籍數學家丘成桐（第一個獲得菲爾茲獎的華人）。《文匯報》昨日報道，王虹和鄧煜得獎後，丘成桐受訪表示，他期待5年內中国數學整體可躋身全球最先進水平，8至10年間，由「本土培養的學生」可拿下菲爾茲獎。換言之，連丘成桐也承認，真正意義上「中国製造」的菲爾茲獎得主，此刻仍未誕生。

當然，你也可以嘲笑丘成桐只是個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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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言說

剛結束的香港書展，多本書被貿發局強制下架，包括「藍藍的天」出版的兩本新書《賣書者言》和《編輯人說》、「亮光」出版的林夕散文集《不來也不去》等。朋友K把新聞傳到聊天群組上，目光如炬的必吉看到「禁書」的名字，便精警地留下四字點評：不可言說。

實在一矢中的。

今天香港的編輯和賣書人，試問還有什麼可以「言」和「說」呢？就算因為「天威難測」而被禁賣書，也只能打下門牙和血吞，或顧左右而言他，虛晃一句「書賣光了」。至於為什麼被禁售，我覺得亦無需認真探究，反正你講得出口的理由，官方都是不會承認的——因為根本無法可依。

我也不妨談談自己一部「禁書」。今年一月，有朋友傳來「恭喜」訊息，告知我2018年由三聯出版的舊作《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在大陸已經出了簡體版， 當場嚇了我兩跳。第一跳，是我根本不知道有人替拙著出簡體版；第二跳，是驚訝大陸居然讓這本書——準確點來說，是我這個作者——過審。

當時馬上google一下，果然在豆瓣看到拙著簡體版的資訊：原來是新星出版社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但我從未簽約，也沒有跟出版社接觸，為什麼會有這本書呢？同日，我聯絡大隱於加多利山的宋以朗，問個究竟。宋公子一言驚醒我這個夢中人：「這是陳年的出版project，2018年大家已經談好了，是我負責簽約的。」

對，我在2018年已書面授權宋以朗處理簡體版事宜，原訂2019年在大陸出版。但2019年沒有出，聞說是負責該項目的編輯被調職了——應該跟編我的書無關吧？——從此我就不再過問簡體版的進展，就當沒有授權算了。七八年過去，想不到當年的編輯重新推動這個被遺忘的項目，真是一諾千金，令我感動。

我問：「書怎過審？」在電話的另一端，宋公子以其一貫戲謔的口吻答：「我點知，亦唔會問。」但這個「奇蹟」只曇花一現。拙著上架不到兩個月，當初發訊息「恭喜」我的朋友就傳來「噩耗」：「你的書已全国下架，連豆瓣也刪得一乾二淨！」

我到豆瓣看看，不止2026年簡體版的資料消失了，就連2018年三聯版《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的項目也被移除（之前我望過一眼，大陸網民的評分還是不錯的），彷彿這本書從不存在。然後我忍不住好奇，上百度搜自己的名字，這才發現原來連我本人也不曾存在。那一刻，沈曾植的詩句在我腦海飄過：「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

雖然明知徒勞無功，我還是向百度聊天機械人「文心」求教：「誰是馮睎乾？」我問了十次，十次都答：「让我们换个话题聊聊吧。」然後我試着把名字換成別的香港專欄作家，或別的香港評論人（包括YouTube網紅），問：「誰是xxx？」「文心」都老老實實回答，沒叫我「换个话题聊聊」。不信的話，各位可以自己測試：

https://wenxin.baidu.com/?enter_type=sidebar_dialog

從前做夢也沒想過，我的名字在中国大陸居然「不可言說」到這個程度。現在只好安慰自己：猶太人不敢直呼上帝聖名，或舊中國的人對皇帝避諱，都是出於敬畏。我實在他媽的受寵若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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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集誌社

元朗喎，我真係吾明有咩咁驚訝（實乃好事一件）。叫佢盡快收皮，可能救佢一命。全城人吾係都睇到之前那個報警將有事發生的今日重係監獄咩？當日如果給予如此精準的專業意見，那位仁兄無需妻離子散啦。

最後修改時間: 2026-07-22 15:27:22

元朗警察的「專業建議」

7月16日傍晚，元朗鳳攸北街一間茶飲店「夏茶」正在營業，一名男子突然走近店外潑灑紅油，然後逃去無蹤。從現場圖片可見，店舖招牌、門口兩塊餐牌及地面均沾滿紅漆，隔壁中藥行門外的貨架及地氈亦受波及。警方接報到場，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處理，至今未見有人被捕。

向店舖淋紅油固然犯法，但終究不是什麼驚世大案，本來也沒什麼好評論。然而最令我嘖嘖稱奇的，是元朗警方的反應。「夏茶」官方團隊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無故遭遇淋油後，第一時間報警錄口供，但完成整個流程之後，得到的『專業建議』係儘快結業以免遭遇之後可能再發生的第二第三次的淋油⋯⋯既然相關部門冇法保護我們，我們唯有無奈儘快結業保護自己。」店家因此宣布將於7月26日結業。

聽到警方這種回應，我實在弄不清楚最可怕的恐嚇，到底是來自淋紅油者抑或警方。不禁想起流傳多年的網絡金句：「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分手。」如今警方的「專業建議」，大致上也可簡化為「潑漆問題，一律建議結業」。看完這則奇聞後，我忽然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發現塵世間很多難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例如外國勢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抹黑」香港政府及「国安法」，指香港近年言論自由大幅收窄、政治審判又侵犯人權⋯⋯等於向香港的金漆招牌潑紅油。按照元朗警方的建議，鄧炳強之類的港共官員根本無需反駁，只要儘早解散政府，就可避免之後可能再發生的第二第三次的「抹黑」了。又如近年不少商戶抱怨生意差，那還開店幹什麼？全部拉閘關門，客人就不會再流失，營業額也不會繼續下跌。這才是「從源頭解決問題」。

轉念一想，案件既發生在元朗，警察有這種專業建議也很「順理成章」。七年前的今天，依然有市民相信警察會保護市民，依然有人相信報警有用。後來大家才知道：原來有兩個警察一見白衣人就掉頭急急腳走了；原來當晚大群白衣人手持籐條、木棍在鳳攸北街一帶聚集時，早有警員及警車到場觀察，只是沒有執法；原來市民報警求助，在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眼中，是「刻意滋擾和癱瘓警方報案服務」。

七年過去，香港變了很多，但元朗還是元朗國，李家超當年給市民的「專業建議」依然有效——「佢唔喺現場出現就冇事，去得嗰度就可能有呢啲風險」——甚至被他的舊部下發揚光大。你唔喺現場開店就冇事，開得嗰度就可能有淋油風險，對不對？721，果然是香港命運的分水嶺。感謝元朗警方提醒，原來七年過去，香港仍有許多不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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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夏茶FB

寄書給張愛玲的田園書屋

看到香港的獨立書店連環遭殃，不禁愴然。特區国安警好像死神一樣，拎着鐮刀逐間書店叩門：先是一拳書店的店主及店員在三月被捕，然後是上月的獵人書店，現在就連已宣布八月底結業的留下書舍，以及有五十年歷史的田園書屋，都逃不過被国安警「收割」的厄運。當然，我也沒忘記被取消參加香港書展資格的樂文書店和榆林書店。

昨天跟朋友聚會，當中一位是香港人都認識的牧師，他感慨不已地跟我說：「想不到連田園也出事！」田園在1976年開業，主要售賣香港、台灣出版的人文及社會科學書籍，堪稱香港的元祖級樓上書店。在我唸中學的時代，每隔幾天，必須逛一遍旺角所有小書店才滿足，「上癮」程度不下於今天年輕人看抖音。田園，自然是「巡視業務」的必經一站。

當年與我結伴行書店的Paul，看了我上一篇文章後，也忍不住傳來訊息：「最近沒有一則新聞比書店更讓我傷心⋯⋯他們孕育了我們這一代的精神面貌，比學校更重要。」我完全同意。數十載匆匆過去，當年有些購自田園的書，如今還安然靜躺在我的書架上——像附圖的上下冊《唐人傳奇》，1987年初版，才港幣十元，比台灣原價七十元更便宜——只是書店已不再歲月靜好了。

趁田園猶在，我想講一件關於它的軼事，知道的人應該不多。十多年前，我開始協助宋以朗整理張愛玲、宋淇和鄺文美的書信，三人談論的當然都是跟我無關的話題，但有一封宋淇的信卻令我眼前一亮，有種莫名的親切感。這封信寫於1990年五月一日，宋淇告訴張愛玲：

「四月廿四日又由『田園書屋』寄出書一包，他們常寄給外國客戶，說非掛號不可，因常有遺失情事，計六冊：（從香港到美國西岸應為一個月左右。）
（一）楊絳——《將飲茶》——回憶錄四篇
（二）瓊瑤——《我的故事》——自傳，連載或許讀過，現是單行本。
（三）楊絳——《洗澡》——長篇小說，很別緻，下次再談。
另三冊為大陸小說，原因為湊滿2 kilo，否則照付郵費。我好像記得給的是你現在的新地址，我下次順便去一問。」

看宋淇上世紀給張愛玲寫的信，本來是遠在天邊的事，但忽然邂逅一個熟悉的書店名字，我的靈魂就好像從虛無縹緲的天際，被喚回熙來攘往的旺角了。不知道當年的田園店員，是否知道自己寄書的對象，正是神隱多年的華語文壇祖師奶奶呢？（注1）

在今天書店飽受前所未見的蹂躪後，憶起上世紀港英年代雲淡風輕的往事，實在有一陣說不出的悲涼。適值田園開業五十周年，也許傳說中的「五十年不變」沒有騙你，只是大家沒有想過這句漂亮口號，原來僅應驗在一家閱盡香港滄桑，最終仍不免捲入時代漩渦的小書店上。

注

1. 另有一封1985年三月十八日的信，是宋淇向獨立書店老闆打聽張愛玲作品的銷量後，寫給張愛玲報喜，並安慰她不用擔心生活：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最近去問了一家書店，老闆是幾個大學生，各有專業，然後志同道合，業餘開了家新書店。我詳細問他書的銷路和各作者受歡迎的程度。據他的經驗，每過一陣，必有一本書特別暢銷，但如以平均銷路以張愛玲為最穩定，最可靠，每年必可實銷若干冊，不像別人那樣大起大落，瓊瑤的新作還有人買，可是極少人看了新作之後，再去買她以前的作品，所以幾冊出名的舊作只選了幾種，各置一冊，聊備一格。三毛的潮流已過，最近也沒有新作，跌得很厲害。與兩年前簡直有天淵之別（⋯⋯）所以我看你不用愁，至少每年的固定版稅收入，可以保證你最低生活的需求。《惘然記》銷路不錯即其一證，《海上花》的過錯不在你。即使你暫時沒有書要出，這幾年總不致有問題。」

最初我以為也是田園，但宋淇在1985年說老闆是幾個大學畢業生，又把它稱為「新書店」，背景跟田園不合。不知道有沒有資深書迷知道是哪一家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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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警前日搜查田園書屋、留下書舍兩間獨立書店，以「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名拘捕五人。據報道，涉案「煽動書籍」包括由台灣衛城出版、記者馮哲芸著的《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被捕者當中有位身穿「我是書店店員」T恤的女子，雙手反銬被押上警車，她昂首闊步的畫面在社交平台廣泛流傳，在台灣引起極大迴響。

昨天賴清德在臉書發文回應事件，強調「每一間獨立書店，都是守護思想的重要所在」。由台灣獨立書店組成的「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也發帖聲援香港書業工作者，指出「書店不應因為選書與賣書而承受刑事威脅」，並提醒台灣社會，「今日擁有的出版與閱讀自由，需要透過法律制度、書業實踐與公眾參與持續維護」。

台灣社會的反應，相信中共統戰部已看在眼裏。通過這次針對獨立書店的大抓捕，香港国安警表面上是超額完成本月KPI，可以沾沾自喜交功課。然而只要具備一點中共幹部常掛在嘴邊的「大局戰略思維」，便知道鄧炳強「立大功」的代價，就是激發國際社會對中国的非議、煽動台灣人憎恨「一国兩制」，從而破壞習近平團結中華民族的計劃、粉碎他「和平統一」兩岸的美夢。

鄧炳強昨日回應事件，表現之拙劣、言詞之愚蠢，也跟他的官職及薪酬不相稱。被問到政府會否公布「禁書名單」，鄧居然回答說，政府不會公布相關名單，因為有人會把書名改掉，然後聲稱自己販賣的書不在黑名單內，令當局難以執法，「咁係便宜嗰啲犯罪嘅人（那等於便宜了犯罪分子）」 。

鄧炳強這樣講，我馬上想到兩大問題。其一，他似乎像某些網上笑話那樣，在諷刺中共把「盧比奧」這名字放在制裁名單上，卻大開国門歡迎「魯比奧」。其二，根據鄧炳強這套神邏輯，香港警方為什麼公布通緝犯的名字？難道不擔心他們改名讓通緝令無效麼？保安局局長這番謬論，非但無法服眾，更是貽笑大方。

一本書是不是同一本書，從來不是靠書名辨認，而是靠內容、作者、出版社、版本，還有最重要的ISBN（國際標準書號）。特區政府如果真想列出哪些書不能賣，可以直接公布ISBN。拒絕公布的原因，大家當然心知肚明——一旦公開名單，公眾就可以討論、可以質疑；沒有名單、沒有ISBN、沒有客觀標準，風險就完全由書商承擔，他們由於害怕踩紅線（或看不見的紅外線），就會提心吊膽地自我審查，或乾脆結束營業，一了百了。

像這次據聞涉及「煽動」的書《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我昨天就找來一本看了。煽動？其實都是關於中国現況的常識而已。對港人來說，這本書其實沒多少很新穎的內容。大陸維權律師的困境、少數民族的苦況、「鎖鏈女」的悲劇⋯⋯昔日港媒時有報道（現在上網仍可看到）；最後幾章談及林榮基、反修例運動，香港讀者更是耳熟能詳。若連這種內容也算「煽動」，鄧炳強應該做的不是拘捕書店店員，而是直接封鎖網絡。

據台灣媒體報道，《唯紅花綻放》全賴香港国安警的「推介」，在台灣馬上一紙風行，不但登上博客來中文書即時榜冠軍、金石堂即時榜第二名，誠品更一度售罄。網民留言說，「當香港書店店員因販售某本書被抓，台灣人的反應就是把它買上暢銷榜第一」、「本來不認識這本書的人，現在全都認識了」。

希望中共統戰部留意一下，這個急於立功而不惜破壞国家戰略大局的鄧炳強，以及其上司李家超，最近到底做了什麼好事。胡亂指控小書店「煽動」，非但違背中共国務院「香港維護国安實踐白皮書」中的「反對泛化安全」方針，更直接挑起台灣人的情緒，名副其實煽動他們憎恨中国——習近平總書記團結台灣人民的夢想，就這樣被目光如豆的特區政府一腳踐碎。如果這樣也無需向有關官員問罪，習近平的威信就蕩然無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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