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markiv9001], 17-09-18 21:43
- #42 [yeo], 17-09-18 21: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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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昨天何君堯同元朗鄉黑集會中各人表演同口號,有無熟口熟面感覺。。。。哈!!
好似D人打拳咁,係有套路可尋。
最後修改時間: 2017-09-18 22:01:01 - #43 [Daddy^k], 17-09-18 22:23好快在香港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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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markiv9001], 17-09-23 21:47
1922年-1924年 間,周恩來的資料片段接近空白,從時間推斷那時他居留在柏林範圍,給共產國際做事,偶爾會到法國,可是,工作和生活細節並沒有任何記錄。
海外的資料稱,他跟隨斯大林的親密同志,保加利亞 共產國際分支負責人季米特洛夫 ( Georgiy Mikhailovich Dimitrov 1882.6.18 – 1949.7.2 ),該人是活躍在德國的契卡,負責對各國共產黨人的軍事及特務培訓。
德國一戰後,左右兩派爭奪國家控制權,結果俄布爾什維克支持的左派受到嚴重挫敗,被驅趕出德國。尚存的契卡不是逃離德國,就是轉入地下活動。
1924年 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被[顧問] 鮑羅廷安排一個26歲,既無學歷又沒可公佈工作經驗的周恩來,為軍校政治副主任,蔣唯一知道他身份,曾是[ 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委員,那時周甚至不是陳獨秀建立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委員。
後排左一:周恩來
四個月之後,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周為發動罷課示威學生之一,被剛創辦之[ 南開大學]開除學籍,若周順利完成大學學業,不走上契卡道路,中國命運也許重寫。 - #45 [yeo], 17-09-23 23:15劉少奇下令張克俠發動七七事變!(轉載)
2014-7-14 15:00作者:朱仕強
【看中國2014年07月14日訊】
中華民國政府是當事人,他們的教科書是這樣寫的:「民國26年7月7日晚11時,日軍於北平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吉星文團長嚴詞拒絕,日軍惱羞成怒,發動突襲,國軍守土有責,奮勇還擊。」
這是很準確的事件經過描述,可惜談的是結果,沒有交待原因。其實,國軍和日軍都上了共產黨的當,因為「盧溝橋事變」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導演、製造的「戰爭引信」。
道理很簡單,中日兩國都反共,只有幹起來,共產黨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陝北一坐穩,大力宣傳蔣介石不抗日,鼓動青年學生起來鬧事,最後爆發「西安事變」,寫下民國百年史,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
「西安事變」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格局。毛澤東見時機成熟,民氣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綁了個日本兵,引誘日軍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讓國軍誤以為日軍開槍,一個「惱羞成怒」,一個「奮勇還擊」,八年抗戰于是開打。
李鴻章1901年簽訂《辛醜和約》,同意拆毀大沽炮臺,駐兵北京至山海關一帶。(1923年,故宮太監湮滅罪證,縱火建福宮,義大利軍隊衝進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沒了。)這個不平等條約,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必須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止。歐戰德皇退位撤兵,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放棄沙皇舊約。西方列強逐漸與民國友好,節制行動。只有日本擴大侵略,製造局部軍事衝突,意圖蠶食華北。國民政府竭力週旋,先後簽訂了《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是「九一八事變」後續,熱河戰役、長城戰役的停火協議,全文如下:
一、中國軍隊即刻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臺一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遵守第一項規定,不再越過上述「撤退線」繼續追擊,並自動回到長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何梅協定》中央軍撤出華北,宋哲元29軍駐防平津地區。根據這些局部協議的施行細則,日軍百人以下的軍事調動,以及不開火的小規模軍事演習,不需要通知地方當局。盧溝橋守軍深夜聽見鞭炮聲(龍王廟三發槍響)卻沒有日軍演訓的消息,同時又得到日軍搜查宛平城的情報,誰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將軍」罵名,心一橫就打響了。
日軍也奇怪,人丟了還沒找著,百人以下的軍事行動又不用照會,29軍居然開火,「下克上」痼疾發作,事變迅速擴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軍部決定增兵「膺懲暴支」。
蔣委員長說不知道何應欽答應日本人的私信,發現被共黨鑽了空子,挑起戰禍,不由氣得大罵:「應欽愚劣私陋,毋使預聞政治,否則害國誤國必此人也。閱何致梅函稿,而更憤激,何愚劣至此,誠賤種也。」(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2日)
我們再來看日本方面,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詞:「1937年7月7日晚10時40分許,日本步兵第一連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北平西南12公里盧溝橋北側,永定河左岸荒地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搜查失蹤士兵)。演習結束後,在河畔龍王廟方向突然響了三發槍聲。隨後清水節郎中隊長等人,看到在河畔和盧溝橋城牆之間,有人用手電筒筒發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隨即判斷中國士兵用暗號互相聯絡。」
看到了沒有,這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別動隊,在兩軍之間的特殊活動?日軍在城外找不到失蹤士兵,才堅持進入宛平城搜查,聽見槍響,越發擔心失蹤士兵的安危,當時已是深夜,中國駐軍拒絕要求,于是發動炮擊。
事變發生之後,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實行全民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馬上後撤太原,太行山地區「游而不擊」。劉少奇是北方局書記,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確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戰三千五百萬軍民同胞,死難血債都算他的,最後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劉衛黃」骨灰也不知真假。歷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於823炮戰,這是歷史的諷刺。西北軍一向左傾,馮玉祥、楊虎城、傅作義皆然。他的族叔吉鴻昌(寧夏省主席)是共產黨員,和老蔣不對盤,結果送了命。不然為什麼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戰從未委以要職,勝利後才當上77師37旅旅長,蔣委員長是什麼考慮?
我作這個歷史推論,主要來自以下幾個資料:
一、當年那個被綁走日本兵的戰友,1960年代接受雜誌訪談,說是晚飯後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裝土匪,事情過了放他回去。在那個臉譜化的時代,認為是日方脫罪之詞,無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戰勝利60週年)7月4日,北京電視臺播出《社會觀察》專題,承認了這個史實。原來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是老地下黨。1948年,張克俠與何基灃陣前倒戈,害死了黃伯韜,何基灃不是別人,正是盧溝橋前線,吉星文的旅長頂頭上司。張克俠的侄子在節目中回憶「當時張克俠接到頂頭上司劉少奇命令,認為北平的態勢敵弱我強,應該主動出擊,就爆發了七七事變。」
三、中共宣傳材料《北京文史資料選編》第9輯第105頁《在西北軍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經歷》,張克俠自己承認:「我在1929年就入了黨。1937年4月,肖明同志要我對日積極作戰,以攻為守。」──「解放後,劉少奇同志讓王世英找我,要我交還這個指示文件的原件。」
四、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支那課軍情特務出身),東京大審判出庭作證。盧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盧溝橋兩邊放槍挑起,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後來右派罵他「日本的猶大」,他就不敢說話了。 - #46 [markiv9001], 17-09-24 13:01
有趣的思考:
[勤工儉學] 是什麼,是餐廳後門洗盤子打雜嗎,還是幹掉別人?
結果數百名雙失 [ 勤工儉學] 的滯留黑工,斗膽上街跟巴黎政府/中國使館 鬥爭,被驅逐出境。
有趣的思考:
在柏林生活費用頗高,怎樣維持兩年的生活?
假如今日到南亞勞工聚集的深水埗,挑出數個醒目的訓練成愛港力特工,工作性質無固定,包吃包住,還有可以報銷活動費服裝費,他們不痛哭把提拔人叫干爹?
最後修改時間: 2017-09-24 13:11:38 - #47 [markiv9001], 17-09-24 13:07
北洋大臣李鴻藻之子- 李石曾,推動 [ 勤於做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 ]為宗旨的'勤工儉學會' 希望達到培養人材救國之道。
發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時,李石曾考慮得比較簡單,認為按在法國開豆腐廠的經驗,留學生可以通過“勤工”資助自己“儉學”。然而意外的是,從1919年底開始,法國經濟開始蕭條,到法國的1600名勤工儉學生找工困難。勤工儉學生中形成了蔡和森、王若飛、李維漢為首的要求法華教育會或政府定期資助的“津貼派”,和以趙世炎、李立三、陳公培、劉伯堅等人為首的堅持勤工的“覓工派”。“津貼派”組織勤工儉學生向華法教育會請願。李石曾萬沒想到,來法的勤工儉學生不去勤工,而要求供養。他的華法教育會只是個組織機關,並無供養勤工儉學生的資金。面對請願,他好挪借其它款項,以工作後有余款償還為條件,接濟勤工儉學生每人每日五法朗。有了接濟,“覓工派”消失,勤工儉學生們全體成了“津貼派”,大家爭相借款。李石曾借出的款項有去無回,無以為繼,只好發出通告說:“吾人既無基金,公家亦不給經費,所有用費,皆由組織人勉強借貸與捐助而來,且所得之數,遠不及所需之數。華法教育會原無資金,又無入款,無法使學生得到最低限度的經濟保障”。
通告發出後,勤工儉學生們轉向中國駐法公使館要錢。1920年2月8日,周恩來、蔡和森、王若飛、陳延年等人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生在巴黎請願游行,以女學生打頭陣,圍攻中國駐法公使館要求資助,是為轟動法國的“二八事件”。法國警方拘捕了攻打使館的鬧事學生,李石曾出面保釋了被捕學生,同時在中國國內發起了為勤工儉學生募捐的運動,並籌備在裡昂大學開辦了專門召收中國學生的中法大學,以幫助留學生度過難關,解決出路問題。
後來的情況更加出乎李石曾的預料。勤工儉學生圍攻中國公使館的醜聞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共產國際正要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建立各國共產黨,開展反帝運動,感到這批能鬧事的留學生正好符合革命的需要,決定選擇一些請願骨干作為培養對像。勤工儉學生中的周恩來因英文較好,可以與共產國際代表溝通,獲共產國際首批選中成為職業革命家,從此有了相當不錯的革命工資收入,不用再勤工,而是西裝革履,住在旅館裡,行蹤保密,被共產國際送到德國,然後再轉到其他地方接受特工和諜報訓練。
圖為:李石曾 - #48 [markiv9001], 17-09-25 20:32
( 勤工儉學 )
1920年 夏天,共產國際通過陳延年、趙世炎、王若飛、蔡和森、周恩來等人出面,在巴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莫斯科派人到巴黎,通過巴黎的光明社操縱青年團,鼓動勤工儉學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國際共產革命。通過周恩來為首的一批秘密下屬,共產國際代表開始訓練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們各種從事鬥爭手段,包括如何煽動、糾集群眾,如何指定目標,從事打鬥、示威,如何引起多數學生注意、附和,如何吸引學生加入鬥爭等等。
與黑龍會的金錢能輕易將留日學生召集旗下一樣,共產國際的金錢也能輕易將勤工儉學生們召集旗下。勤工儉學生們很快因有無革命工資而境況迥異。勤工儉學生們都想成為周恩來那樣投身革命,逐漸地,他們根據接受蘇俄金錢的多少分化出了“全脫產”(領取全額革命工資不用勤工)、“半脫產”(領取部分革命工資半勤工)、和勤工三個階層。得到共產國際供給的“全脫產”階層立即擺脫了艱苦生活,開始了革命生涯。“全脫產”階層的另一代表是全職從事領導留學生鬧事的趙世炎。他表面上與勤工儉學生是一伙,口口聲聲“覓工”,實際秘密享有革命工資,與鬧事學生利益完全不同。勤工儉學生的大多數是“半脫產”階層。其中鄧小平的革命工作是印刷《少年》(即後來的《赤光》)等革命宣傳品。 與十幾年前赴日留學生們無心學業,爭相領取日本人提供的經費從事革命活動一樣,留法的勤工儉學生們爭相領取蘇俄提供的革命工資,幾乎沒有人再願意去勤工。
與日本大陸擴張勢力將中國留學生當作顛覆清政府的人才儲備供養一樣,蘇俄將在歐的勤工儉學生當作了顛覆北洋政府的干部訓練營,也願意出錢供養這批人。如同當年日本人資助同盟會辦《民報》等革命宣傳刊物,將報紙大量運回國內分發給會黨策動革命一樣,蘇俄資助的《赤光》等刊物也大量印刷,運回國內策動中國的共產革命。隨著共產國際投入金錢的增加,勤工儉學生中的“半脫產”者大批升級為“全脫產”,勤工者大批升級為“半脫產”,勤工儉學不復存在。法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和刊物很多,大多數留法學生成了這兩種思潮的信徒。不同的是,作無政府主義信徒不會獲得資助,而作馬克思主義信徒可以獲得資助。勤工儉學生只要常讀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就可以每月從共產國際處領到相當不錯的津貼, 於是幾乎全體走上了既無風險,又有收益的革命道路。 - #49 [markiv9001], 17-09-27 20:48
( 勤工儉學 )
李石曾被勤工儉學生不斷索款搞到病倒,不得不回國養病。
1921年1月,掛名華法教育會會長的蔡元培借赴歐考察教育之便到巴黎了解勤工儉學生的情況。他驚訝地發現,絕大多數勤工儉學生既沒有勤工,也沒有儉學,而是像當年留日學生一樣,大多數靠索取資助和從事革命活動生活。他意識到,勤工儉學運動已經脫離了“華法教育會”的初衷,靠政府資助和國內募捐供養無以為繼。他在給民國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在歐勤工儉學生“既無做工之志趣,又無做工之能力,難以造就”。
鑒於“華法教育會”沒有財政來源,勤工儉學生對教育會索求無度,蔡元培發出了“華法教育會”破產通告,宣布解除與勤工儉學生之間的經濟關系。 正在此時,蒙達尼學校將一些拖欠學費的學生除名。已經在領取共產國際革命工資的蔡和森、王若飛、李維漢、向警予、蔡暢等“津貼派”骨干借機發動請願運動,於2月28日組織400多的勤工儉學生再次包圍了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高呼“要求生存權、求學權、面包權”口號,向中國政府索要金錢。公使館無法抵擋鬧事學生,求助法國警方保護。警方逮捕了部分請願的勤工儉學生,是為勤工儉學運動中的“二•二八運動”。少數正派的“覓工派”勤工儉學生反對圍攻公使館勒索金錢,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費”的口號,認為勤工儉學生應信守赴法時的初衷,到工廠去做工,以勞動維持生活和學習。
多數勤工儉學生不知道,請願運動領導者們早已聽命於共產國際,享有革命工資,圍攻中國公使館的請願運動已經成為共產國際策動“反帝運動”的一部分。
勤工儉學生們在法國鬧事以求不勞而獲,而北洋政府卻在盡量想辦法為他們安排出路。1921年夏,在李石曾募捐運動的推動下,北洋政府決定以法國放棄的庚子賠款加上陳炯明主政的廣東省政府捐款在里昂大學中開辦專門招收中國勤工儉學生的中法大學。
里昂大學校方了解到中國勤工儉學生普遍沒有勤工,其中的蔡和森、陳延年、李立三、李富春等人專職從事宣傳共產革命、發行革命刊物,要求從中國國內招收能夠支付學費的留學生。里昂大學校方的這一決定公布後,蔡和森、趙世炎等人利用勤工儉學生的不滿情緒,組織成立了“勤工儉學生聯合委員會”,發動了占領里昂大學的暴亂。法國警方沒收了暴亂學生的護照,里昂市長下令將李立三、陳毅等104名暴亂骨干遣送回國。
共產國際設法使暴亂的主要領導人趙世炎免於遣送,讓他留在法國繼續領導勤工儉學生中的共產黨組織。勤工儉學生中的張若茗在報上撰文披露占領里大暴亂事件真相說:“勤工儉學事業本是以勤工手段達到儉學目的的一樁事,絕沒有不勤工而達到儉學的可能,不然便是怠工……當初蒙達尼的學生主張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費,他們的理由是找工困難。但現在工作位子很多,而他們不去做工,竟有得到工作而辭去的。” 留學生中的 曾琦、李璜等人反對勤工儉學生接受赤化,專事鬧事,成立了反對赤化的“中國青年黨”,通過《救國》雜志揭露俄共指揮中共,每個中共黨員每月領取俄共津貼七百盧布為生活費的真相,直指第三國際下屬們為“盧布黨人”。
共產國際的別動隊 ---- 中共旅歐支部 - #50 [markiv9001], 17-09-27 20:56
閣下是否照片中認出 :聶榮臻, 周恩來和鄧小平? - #51 [yeo], 17-09-27 21:40當然認得啦
- #52 [Daddy^k], 17-09-27 22:08Like !
- #53 [markiv9001], 17-10-01 19:17
如同十幾年前日本[黑龍會]召集在日本的各路會黨聯合成同盟會一樣,共產國際先是在法、德、比等國勤工儉學生中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少年共產黨,再將這些組織聯合組建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1922 年,共產國際在巴黎西郊的波羅涅召開了中國旅歐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部署中國革命和反帝運動。代表中的趙世炎、周恩來(柏林代表)、李維漢(“工學世界社”代表)、劉伯堅(比利時代表)鄭超麟(後被肅為“托派”)、尹寬(後被肅為“托派”)、袁慶雲、王凌漢等人全都脫離勤工儉學成了領取蘇俄工資的“脫產”革命家。
至此,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名存實亡,勤工儉學生們拋棄了李石曾制定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勤工儉學宗旨,投身蘇俄旗下,聽從共產國際指揮,攻打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會館、攻打中國駐法公使館、大鬧里昂學生宿舍、大鬧國慶宴會,成了以鬧事為能的群體。
如同十幾年前接受日本人資助的同盟會引領暴徒暴力對付主張改良的“政聞社”一樣,接受蘇俄資助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也是以暴力對付沒有外國資助,勢力孤單的 [青年黨 ],搗亂 [青年黨 ] 的會議,造成了兩次流血衝突。
共產國際以巨額資金強力推動,將法國作為了共產革命幹部的訓練營,從勤工儉學生中培訓出了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李富春、許德珩、李立三、陳毅、聶榮臻、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鄧小平、蔡暢、向警予、郭隆真、熊雄、高風、羅學瓚、張昆弟、徐特立、肖三、傅鐘、李卓然、何長工、歐陽欽、劉清揚、黃齊生、馬志遠、袁子貞等共產青年。
1923 年,共產國際開始從勤工儉學生中選拔骨幹派往蘇俄受訓。其中,趙世炎、聶榮臻被送入莫斯科東方大學,鄧小平等人被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聶榮臻再被送入蘇聯紅軍軍事學校學習。
1923 年雙十節,六百多華僑在巴黎 ZATARIA飯店舉行國慶紀念會。“入夜,周恩來率領十余名共黨份子闖入飯店,高舉紅旗,並大唱國際歌,意圖搗亂。後見眾人怒目而視,乃繞場一周後,呼嘯而去。”
周恩來最早被選中培養,也最早成為了共產國際的幹部。這時的周恩來已經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重要安排,准備回國任職黃埔軍校了。 - #54 [Daddy^k], 17-10-01 19:22歴史真係不斷地重複
- #55 [markiv9001], 17-10-01 20:17
( 外部聯接 )
左派北大教師 張申府曾短暫任黃埔軍校政治副主任,後辭職乃推薦周恩來,經共產國際同意,周某攜帶 季米特洛夫介紹信,在廣州的 [顧問]鮑羅廷接納,並馬上安排給蔣介石。
圖--周恩來與張申府夫婦在柏林萬賽湖。左起趙光宸(周恩來南開同學,也是天律覺悟社同志,但後來倒向國民黨,去了台灣)、周恩來、劉清揚、張申府。
張申府夫婦是周恩來入黨介紹人,劉清揚文革亦受迫害1977年7月19日辭世。
最後修改時間: 2017-10-01 20:30:12 - #56 [markiv9001], 17-10-02 14:31
蔣介石一直不同意容共方針,尤其在1923年 視察蘇聯三個月,蔣仔細分析了蘇共一黨專政方式,社會階級粗暴鬥爭實況,充份懷疑蘇共對中國援助,動機居心叵測。
此後共產黨不斷在國民政府議會/軍校挑起矛盾,奪權越益激烈,政府內又撕裂為左右两派,即容共和反共。
蔣多次向周恩來索取雙重黨籍成員名單未果,提防之心與日俱增。鮑羅廷向共黨分子勸說,收歛態度,以圖謀長遠目的。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之後,政府內部左派人數竟然佔了上風。至1926年3月20日蔣借著 [ 中山艦事件] 包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機關,驅逐已知軍校的共產黨員,把滲透了一年多之周和涉共之軍校幹部解職。
蔣本以為率先驅逐共黨能使政治混亂平息,豈知反而令他受到國民黨左派抵制(蘇俄在後操作,聯絡左派,打擊右派),而被排斥失去政府內之生存空間。
面對左傾汪兆銘主宰政府,蔣以軍權確立自己地位,1926年7月9日第二次北伐開啟。
離開黃埔軍校,周恩來帶了一批潛伏人員,自華南無聲無息地消失。可是,禍害卻靜悄悄 在另一個地區冒起,從初段之插樁腳,渗透,發展 (黨員人數) 而進入下一階段 : 契卡的看家本領,暴力流血行動。 - #57 [Daddy^k], 17-10-02 14:38精簡清晰, 多謝分享
最後修改時間: 2017-10-02 14:39:32 - #58 [markiv9001], 17-10-02 15:58
蘇俄 [顧問] 鮑羅廷和 [大使] 卡拉罕,多方面利用國民政府內部人事矛盾,支配 汪兆銘,胡漢民,蔣介石。其中以汪性格至為容易操縱,任國民政府主席,成為黨政軍領袖。
蔣向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他人之手,與共產國際聯絡,應定限度,不可失自主地位。汪轉知俄人,俄人乃指使中共詆譭蔣為 [ 新軍閥 ]。
照片拍於三十年代初。
最後修改時間: 2017-10-02 16:00:58 - #59 [markiv9001], 17-10-03 20:41
蔣介石 蘇聯考察後,具[ 遊俄報告書] 予孫中山批評蘇俄,孫閱後大為不悅,對蔣採取疏遠態度。但是長時間考慮後,仍給蔣以黃埔軍校校長一職。由於在政府無實權,蔣亦拖延良久,才勉強接受。
蔣修書予廖仲愷解釋 :
弟本愚戇無知鹵莽滅裂之徒,謬承諸同志之垂青,不覺其罪累之重,盡我黨員之忠志而已。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
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指共黨) 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
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 者,其利於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楣,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祇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也不免墮落耳……
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然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吾嘗怪吾黨同志因循不言,以致弊病百出,事無救藥。弟觀察事體,自以為不參主觀,毫無客氣,偏於感情之間,然人苦不自知,以他人視之,或以為弟有觀察差誤判別不正之弊,亦未可知,是非善惡,悉以兄之目光為准,而弟則但期致我良知而已。
書雖冗長,而意猶未盡,弟雖未亡,而實欲兄以此書作亡友遺囑耳。
蔣中正致廖仲愷長信,1924年3月14日
最後修改時間: 2017-10-03 20:56:32 - #60 [markiv9001], 17-10-05 15:06
國民革命軍分為 兩湖,江西 和 福建 三路。
北伐行動 打出口號是 [ 消除軍閥,取消列強不平等條約]。
蔣所到之處先通令當地政府,接受廣州中央國民政府,憲政制度和三民主義,不可壓抑人民自由選擇,否則被迫兵戎相見。( 注:是接受國民政府,並不是服膺於蔣之個人權力,中共歷史則往往歪曲為蔣施展軍閥霸權主義。)
革命軍在江西數次挫敗孫傳芳部。大體上,江西,浙江,福建地方政權視孫中山建立之廣州國民政府為開明政府,經談判悉數歸順中央。至 1927年 2月 下旬國民革命軍抵達 浙東杭州/嘉興,與 孫傳芳主力成對峙之勢。另方面,吳佩孚兩湖軍力強大,北路革命軍面臨惡戰。 不過,雖有吳佩孚本人督師,但1月 底 北路軍亦攻克 武漢。
蔣介石對上海複雜情況,非常熟悉。 上海既是工商業大都市,有孫傳芳部重兵把守,也有外國租界勢力,人口密集,不宜輕舉妄動,造成傷害。
蔣乃分兵從湖州北上,經鎮江,指向南京。另外,從攻克武漢之北路軍分支一江右軍,經安徽,直趨南京。
1927年 3月22日 程潛之江右軍 與孫傳芳布防之(山東) 張宗昌部 魯軍發生激戰,魯軍不支,且戰且撤離南京。
1927年 3月24日 南京卻發生了中共甚少提及,禍及多國暴力事件。
( 無錫市設牌坊歡迎 北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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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華契卡在城市社會各個階層煽動,採用到蘇維埃的反社會名詞:殺盡一切土豪/ 劣紳/ 大中地主/ 工賊農賊/ 國民黨右派/ 貪官污吏 (見: [红色革命] 1928年,湘南暴動) 。在紛亂年代,激發年青人,失意者和造反者共鳴,頗為奏效。諸色人等紛紛投身暴力活動,構建 [ 城市蘇維埃 ]。
清朝沒有警察制度,公檢法由衙門一把抓。到民國南北皆開始建立警察制,惟未遍及農村,農村治安依賴村長鄉紳保長等舊制,維持基本法治。
落草為寇之蘇維埃,到鄉村劫糧搶掠,竟打出口號:[ 有土必豪 無紳不劣]
喊出消滅農村 有產階級,建立 [ 農村蘇維埃 ]。
毛澤東在發動湖南暴亂前,又對各類富農,地主,有權者訂出精細的刑罰,從輕微的帶紙帽示眾,到處決不等。( 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一九二七年三月-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第二件:政治上打擊地主。)